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的视角

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现有相关研究对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考虑不足，同时偏重从企业外部宏观的角度提出缓解二者之间消极关系的方法，不利于企业能动性的发挥。本文通过结合领英（LinkedIn）在线简历大数据和国泰安（CSMAR）上市企业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联，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科技人才的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积极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延续和深化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的相关研究，并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在企业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企业创新已然成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打造、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所在。运用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借助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得出,货币政策与企业创新间呈现倒“U”型关系;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经由融资约束路径传导,即融资约束在货币政策负向影响企业创新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与大规模企业,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与中小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合理调整货币政策、提升融资约束缓解效能、差异化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能力,以发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激励作用,弱化融资约束的抑制效应,全方位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双循环格局下的外资股权引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以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究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引入境外投资者对其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境外投资者的存在和多元化可显著提升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绩效,并提升家族企业海外收入;外资股占比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企业创新在其中发挥中介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在外资股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并受到外资股的正向调节作用。     

金融导向和供应链导向的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0~2016年中小板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导向和供应链导向的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利用2017~2019年数据对主要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导向的供应链金融活动并不能降低企业风险,对运营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供应链导向的供应链金融活动能够显著提高运营效率,降低企业风险;金融导向的供应链金融能够增加财务绩效,而供应链导向的供应链金融活动与财务绩效存在倒U形关系。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避税与企业创新：基于价值观和代理观视角

推动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讨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避税是企业一项重要的税收规划策略,一方面,基于价值观,避税可以节约企业内部现金流,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基于代理观,由于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避税可能加剧管理层攫取私利的行为,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避税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以2009年至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避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检验避税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内外部监督力量和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采用更换估计方法、变换关键变量的测量方法、考虑行业年份交互效应、剔除特殊行业以及使用自变量拆解法和安慰剂检验控制内生性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与企业创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加,企业创新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对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避税对融资约束和环境不确定性产生U形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避税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形关系仅存在于内外部监督力...     

战略变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业务层面资源配置五个维度的变动描绘企业业务层面战略变革幅度与方向,实证分析了战略变革幅度、方向以及幅度与方向的综合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货币政策环境为调节变量,分析了货币政策宽松或紧缩环境对战略变革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战略变革幅度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倒N型关系,而战略变革方向调整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幅度与方向同方向变动时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会弱化战略变革幅度与企业绩效间的倒N型关系,反之,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会强化二者的关系;货币政策对于战略变革方向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则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家族控制、企业目标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来自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不同的控制权偏好与多元化企业目标间的关系及其对家族企业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是实现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家族目标)的基础,对实现以企业增长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增长目标)无显著的影响;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利润积累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对银行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权融资却呈现显著的"U型"和负向影响;家族目标对亲友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长目标对股权融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家族企业融资模式形成及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发生,文章以201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