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1993～200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旅游业1993年至2005年的统计数据,采用丹尼森要素分析法,对影响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各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我国旅游业此间取得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投入来获得,成为制约整个产业发展的严重问题。     

要素市场扭曲、资本偏袒与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经济增长文献强调要素市场扭曲的消极作用,且在研究中忽视产业的特殊性和禀赋特征。本文基于Hsieh和Klenow模型引入资本偏袒,讨论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扭曲“良性”影响能源企业TFP,资本扭曲程度提高1%,能源企业TFP将上升1.43%;而劳动力扭曲则制约能源企业TFP,劳动力扭曲程度下降1%,能源企业TFP将提升4.33%;要素市场扭曲对TFP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种特征根源于企业性质、行业特征与区位因素等。“反事实”框架指出,纠正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后,能源企业TFP提升分别约51.8259%和9.8093%。     

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认为,社保投入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成本效应、激励效应两种不同的影响。由于大样本数据的缺乏,现阶段对于社会保险企业投入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其对企业生产的抑制效应。然而,本文运用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创新性地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剔除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社保投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更强。随着人均社保投入每增加10%,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5%。进一步地,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精神与管理效率是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激励效应的重要渠道;其中,与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相比,管理效率更为重要。与大部分基于发达经济体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发现: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而言,社保投入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社会保险通过激励员工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     

进口关税减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最为细化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首次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进口关税减免带来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最终品关税减免的要大。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由于装备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研制难度大、资本密集度高的特点,从融资视角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生产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然而,近年来,这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却保持着持续平稳增长。本文提出融资约束背景下政府补贴对生产率的平滑机制,利用ACF法测算生产率,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统一框架下率先定量估算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对生产率的效应,进而解释上述现象。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负面效应,政府补贴的平滑机制促进了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率平稳持续增长。然而,也存在1/4的企业,政府补贴对生产率的正面效应小于融资约束的负面效应。因而,政府应该谨慎、有针对性地制定补贴政策。     

要素禀赋、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区域创新竞争中呈现了一定的"R&D崇拜"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政府对创新的支持行为,部分地区主观强制推动的自主创新战略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为此,本研究引出了适宜性创新模式的讨论,考察了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应该与要素禀赋、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只有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水平以及制度环境达到一定程度后,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的内源式创新模式将有利于提升该区域技术进步水平,否则采取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性创新是相对有效的。在此基础上,以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验证了以上提出的适宜性创新模式假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再创浙江制造新优势——基于2006～2015年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咨询建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浙江制造业质量提升、效率优化、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主攻方向,对浙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针对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反映的趋势与问题,建议以增强要素配置效率为重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高端化品牌绿色化为导向强化制造业结构调整,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激励实体企业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消费升级、收入分配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省级工业与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深入考察消费升级对产业全要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消费升级对产业全要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工业全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收入分配在消费升级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具有“倒U”形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存在单门槛效应,不平等差距的缩小将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关联交易、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择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具体职能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关联交易效能异化后的大股东“掏空”及盈余管理显著抑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上,大股东“掏空”、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受资本错配严重程度变得更加明显;同时,资本错配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企业性质的影响后发现,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掏空”对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明显抑制关系,而其他职能中无明显差别。     

FDI、OFDI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有必要从宏观层面研究FDI与OFDI在影响中国GTFP时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以突出国际化问题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统计数据,在设置四种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了FDI、OFDI及其交互项对中国GTFP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中国GTFP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OFDI对中国GTFP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忽略中国GTFP动态效应的影响时,FDI与OFDI仅在人力资本矩阵假设下存在促进中国GTFP的协同效应;考虑中国GTFP动态效应的影响时,FDI与OFDI在促进中国GTFP上存在地理属性的协同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于“引进来”与“走出去”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促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结构调控与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在既考虑"好"产出、又考虑"坏"产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好"产出划分为"实物"产出和"服务"产出。测算1995~2010年中国各省区在不同程度产业结构调控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成份,并尝试解释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的选择原因。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控出发点应该侧重于经济稳定增长;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控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强;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是两方面力量的博弈结果。     

能源价格波动、诱导性技术进步与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能源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科学评估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综合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参数化的双曲线距离函数,将能源价格因素纳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的分析框架,剖析能源价格波动影响ETFP变动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运用199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能源价格诱导性技术进步对我国ETFP提升的促进作用及其时空分异规律,并识别该技术进步的具体偏向类型。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我国能源价格诱导性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为0.22%,其对ETFP变动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并表现出较强的时空分异特征。此外,从要素投入来看,能源价格诱导性技术进步总体上呈现资本和能源节约—劳动力使用型特征;从产出侧来看,其主要偏向于SO₂的减排,但对CO₂减排和GDP扩张的诱导作用不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