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教育基尼系数衡量教育不平等,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及方向。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没能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但教育扩展有利于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2)教育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与收入分配之间发生联系,但其不会自发形成"教育平等←→收入平等"的良性循环;(3)长期内教育不平等的降低并没有改善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不平等在当期就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4)目前教育投入的水平、城市化进程并没能有效的改进教育不平等。另外,模型的稳健性得到部分证实。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

教育对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个结果与中国劳动力市场两重属性下工资压缩效应表现较弱有关。上述结论对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1989～2009

基于1989～2009年进行的8次全国性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新近发展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定量考察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如何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了过去20年里中国城镇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上升引起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特别是由户籍制度壁垒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揭示出,所有制、户籍、性别、经验和地区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率趋于下降,教育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基本政策含义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降低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着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继续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而加快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     

收入不平等孰甚:地区间抑或城乡间

本文认为泰尔指数分解先后次序会影响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判断,先按城乡分解后按地区分解倾向于夸大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先按地区分解后按城乡分解则倾向于夸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为此,本文同时采用两种分解过程,并提取了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和纯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从静态角度分析孰轻孰重问题。然后沿用并扩展了Mookherjee和Shorrocks给出的研究方法从比较静态角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进行分解,考察收入不平等增量中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变动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较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更甚,它与总收入不平等变动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的4个阶段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弱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但它基本上呈单调递增的特征,累积效应明显;另外,目前城乡间人口流动倾向于推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地区间人口流动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

本文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可行能力不平等,研究了农民工福利和不平等的关系。利用2009年上海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福利分类模型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福利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福利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其影响效果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可行能力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存在显著影响,对于第Ⅰ类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其福利存在正向影响,而对第Ⅳ类群体的福利则存在负向影响;且可行能力不平等对第Ⅰ类和第Ⅲ类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负调节作用;(3)收入不平等严重损害低收入低可行能力农民工群体的福利,而对高收入高可行能力群体福利的影响则不显著;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第Ⅱ类和第Ⅳ类群体)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因此改善可行能力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对保护农民工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口味无争辩"?——高低收入阶层膳食健康上的不平等及其分解

我国高低收入阶层间存在着严重的膳食健康上的不平等现象,在讨论其背后的机制时,鲜有文献涉及到口味因素.传统理念认为口味差异天生给定,无需争辩;Becker开创性地认为可以用经济学工具争辩口味问题.通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4年三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消除了"不可争辩的口味";在此基础.上进行无条件分位数分解,将相同特征条件下系数不同导致的不平等定义为"可争辩的口味"效应.结果显示:在包含收入阶层流动的情况下,"可争辩的口味"和社会经济地位分别可以解释膳食健康不平等的54.3%和44.5%;在不包含收入阶层流动的情况下,二者分别可以解释37.1%和62.3%.人口学特征、个体健康、供给因素的作用很小。结论表明,收入政策只能起到部分作用,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视对口味的教育引导.这在"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对于促进全民健康有着重要启示.     

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环境、健康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将CGSS(2006)个体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利用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规避环境风险的能力不同,环境污染会引致差异化的暴露水平和健康效应,成为引发健康以及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流行病学中污染健康负担测算方法,估算了2003~2010年中国112个重点城市空气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地区分布以及对地区间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显示:经济发展越落后,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就越重,且呈现出明显的累退分布,污染健康负担使地区间实际经济不平等上升了1.33%~9.919%;利用1998~2011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污染会通过健康影响到地区内和城乡间不平等。基于污染的"亲贫性"以及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须警惕"环境健康贫困"陷阱风险。     

收入不平等、公平偏好与再分配的实验研究

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公平与再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成本与效率条件下,针对不同的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中国被试的自利偏好与公平偏好对个体再分配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发现:除了自利偏好,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个体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有显著影响;在个体再分配偏好中,公平偏好满足需求法则,并且与效率损失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最后,再分配行为受到决策者的角色与社会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具有社会偏好个体的风险厌恶的实验研究

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采用基于彩票选择的实验设计以及修正的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测度了个体的风险厌恶系数以及不平等厌恶系数,在社会偏好框架下研究了个体的风险厌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的个体都是风险厌恶的,并且个体的风险厌恶具有异质性,家庭总收入和是否具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会对个体的风险厌恶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个体也存在不平等厌恶,大多数个体都是不平等厌恶的,但个体的风险厌恶和不平等厌恶是不相关的,并且不平等厌恶受到了性别和是否来自于城市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了实验中所测度的个体风险厌恶确实能够反映个体的现实风险厌恶程度。     

我国居民收入公平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运用2010年-2021年CGSS数据库的数据，在兼顾机会平等和摆脱贫困的情况下，测算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公平度以及分解各因素在不公平收入差距中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1）绝对贫困线下收入差距中有20%左右是不公平收入差距，且占比在逐年缩小；50%相对贫困线下不公平收入差距占比较高，甚至有年份超过60%，且占比呈扩大趋势；（2）农村不公平收入差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大于城镇，但农村不公平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下降；（3）男性总收入差距低于女性，但是不公平收入差距在2015年之前是女性大，之后转为男性更大；（4）绝对贫困线下机会不平等是引起不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中户籍和父亲职业占比最大；50%相对贫困线下摆脱贫困是引起不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由此，为减少居民不公平收入差距，政府应重视相对贫困治理，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