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研究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日益广泛,为了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本文对从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的内涵出发,对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研究。     

龙头带动型集群政府研发补贴策略选择研究

创新投入补贴和创新产品补贴是两种典型的研发补贴方式。本文以龙头带动型集群为研究背景，构建集群中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两阶段博弈模型，重点讨论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和补贴对象选择对集群领导者与追随者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研究发现：（1）高技术溢出情况下，创新投入补贴引导效果总体优于创新产品补贴；低技术溢出情况下，两种补贴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基本一致。（2）同时对领导者和追随者进行补贴仅有可能提高追随者的研发投入积极性；如果仅对领导者或仅对追随者进行补贴，大部分情况下会提高被补贴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同时损害未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投入积极性。（3）对高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总体优于对低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本文对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拓展，可为政府制定面向产业集群的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研发项目投资决策与最优政府补贴研究

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采取研发项目资金补贴策略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和企业家双方博弈的不确定性投资与融资模型，并给出博弈均衡下最优投资时机、投资成本、融资策略以及最优政府补贴的显式表达式。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债务协商能力会影响到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策略，只有当企业家在债务市场拥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政府补贴才能有效缓解研发项目的投资不足问题。另外，随着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均衡下政府补贴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政府应尽可能根据不同风险的研发项目来采取补贴策略。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实施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模型与沪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研究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发布,为实施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综合评价奠定了基础。根据我国的内部控制监督评价体系目标,考虑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制度背景以及注册会计师仅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等因素,有必要从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信息需求出发,建立一种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程度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模型,并由一个"局外人"(和企业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外部注册会计师不是局外人,他们和企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利益关系)如政府监管机构或外部非营利性机构(如科研机构)对企业内部控制状况实施全面、综合、量化评价。基于此背景和客观要求,本研究根据内部控制理论、系统评价理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基于AHP的多层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并对内部控制指数进行分级,形成内部控制质量评价标准,由此建立起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综合模型。利用该评价模型,本研究对沪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行了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研究

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是提高供应链整体协调的两大工具。基于绿色消费市场背景,本文引入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的影响。研究表明,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在绿色研发补贴政策下,成本分担契约的签订并不会带来产业链整体利润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而收益共享契约则可以实现产业链利润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的目的。进一步,当契约由供应链中企业通过谈判决定时,上述结果依然成立。     

外部投资者参与创新合作视角下研发补贴的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程中，提高地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效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研发补贴对企业产生的双重“认证效应”,构建了地方政府、研发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了主体策略演化稳定时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条件。以2019年我国12个省份的60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北京市作为研发补贴政策标杆区域，对其他省份研发补贴的效力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发放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和投资者选择研发和投资策略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研发补贴会显著影响两类主体策略选择概率的收敛速度和稳定性；以北京市作为标杆区域进行横向分析时，各省份均存在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且各省份研发补贴效力呈现方向性差异。三类区域具体如下：第一类如安徽省和四川省，研发补贴缺口大，仍可继续追加；第二类如广东省，其与北京市的研发补贴效力趋近；第三类如湖北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存在研发补贴“冗余”现象。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关系

2007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颁布预示着我国进入内部控制新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内部控制评审既是内部审计的重要方法,也是内部审计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关系下,促使内部审计的内涵和外延不断的拓展。     

对于人力资源政策与内部控制环境研究

COSO委员会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提出内部控制的五要素：控制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信息沟通、评价监督。其中内部控制环境对内部控制系统运行的起到一个基础作用,它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和执行以及企业经营目标及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生存“土壤”。而在控制环境的诸多要素中,人力资源政策实务与执行是及其重要的一方面。人力资源政策总的来说就是企业为了吸引人才,然后管理人才而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人力资源政策一般包括：员工的招聘和解聘,对员工的培训,员工的绩效管理及其激励,关键岗位人员调配等。COSO报告提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要以“人”为重点,现代管理理念也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因此,一个务实、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对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立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从分析人力资源入手来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以达到优化内部控制环境,保证内部控制正常运行的目标。     

政府R&D补贴对国家及区域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绩效研究——基于中国28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投入产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政府R&D补贴投入对我国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绩效。研究结论表明:(1)我国政府创新R&D补贴投入政策对提高国家及区域自主创新产出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且通过对专利产出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创新产出指标弹性系数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对专利产出R&D投入为规模报酬递减,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规模报酬递增;(2)我国政府创新R&D补贴投入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科研基础较好地区(如湖北高校、科研院所较多)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的弹性系数整体上明显大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这说明我国政府R&D补贴投入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科研基础较好地区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绩效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其中我国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湖北等地创新绩效较高。山西、新疆、甘肃、青海、广西和四川等地创新绩效较低。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了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并且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反向的相互作用关系.当高管权力缺乏制衡时,并购成为高管实现个人收益的手段,而企业本身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内部控制是针对高管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R&D投入与产学研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产学研合作中不同属性的R&D投入之间关系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产学研R&D资金构成来看,政府资金在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起到了杠杆作用;政府公共研发投入对企业R&D支出的杠杆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社会资金参与研发活动的总量较低;企业自有研发投入在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起主导作用;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更高,但与大企业相比合作成效不显著;出口导向对合作企业吸收国外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ize,Industry, Risk,R&D and Advertising Expenses as Control Variabl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commonly specified control variables in mode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CSP)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 In addition, there are separate measures for positive (strengths) social actions, and for negative (concerns) social action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P and CFP. The best model, as determined using factorial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one which has the following control variables: size, industry, risk,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In examining the CSP/CFP relationship, researchers must control for these variables, in order to properly specify the model.     

R＆D补贴与社会次佳R＆D

本文考虑一个带有R&D溢出的双寡头模型,其中每个企业先后确定自己的R&D支出和产量.假定双寡头在产量上不合作,文中首先给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的R＆D水平即社会次佳R＆D,随后分别就双寡头在R&D上不合作与合作两种情况,给出了政府为取得最大社会福利而对R&D进行补贴的效应.研究表明,政府通过补贴可以使R&D水平和福利达到社会次佳.     

内部控制、过度投资与公司信用风险

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否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这种风险管控作用是否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检验结果发现,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增加公司信用风险,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但上市公司的民营性质会弱化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作用。表明在政府的推动下,国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果效,而民营企业的内控需要进一步提升以降低其发展风险。     

控制权转移与企业业绩

本文利用1997-2001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了控制权转移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创新性地对企业业绩从盈利性和增长性两方面进行分解评价,并进一步辨识了并购行为的特征。研究结论:(1)与市场整体水平相比,控制权转移企业中业绩较好的企业占27%,业绩较差的占22%,业绩中等的占51%;(2)控制权转移虽然能短暂地提升业绩,但并不能长久提升;业绩短暂提升是通过业绩增长实现的,而企业盈利能力始终没有提升;(3)控制权转移的财务性并购特征高于战略性并购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