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带动型集群政府研发补贴策略选择研究

创新投入补贴和创新产品补贴是两种典型的研发补贴方式。本文以龙头带动型集群为研究背景，构建集群中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两阶段博弈模型，重点讨论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和补贴对象选择对集群领导者与追随者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研究发现：（1）高技术溢出情况下，创新投入补贴引导效果总体优于创新产品补贴；低技术溢出情况下，两种补贴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效果基本一致。（2）同时对领导者和追随者进行补贴仅有可能提高追随者的研发投入积极性；如果仅对领导者或仅对追随者进行补贴，大部分情况下会提高被补贴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同时损害未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投入积极性。（3）对高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总体优于对低技术溢出集群进行研发补贴的促进效果。本文对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拓展，可为政府制定面向产业集群的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发模式、纵向一体化与自主品牌导入期的创新绩效

研发和生产都是企业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已有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在考虑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时多将这两个环节割裂开，这影响对创新绩效关键环节的甄别。为克服这一不足，以中国乘用车产业为例，分析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乘用车自主品牌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通过回顾已有研究，建立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性研究框架。利用1998年至2007年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泊松模型和随机前沿方法，检验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价值这两种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两类产出有完全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外包两种研发模式对企业的专利开发均有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而技术外包会显著提高企业新产品生产的技术效率，从而增加企业的新产品价值；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的专利数量存在倒U形关系，与新产品价值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乘用车自主品牌企业需要协调和匹配研发与生产活动，才能使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创新绩效。 研究结果是对创新绩效已有研究的补充，并对乘用车自主品牌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企业两种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说明同时考虑研发和生产环节以及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度量的必要性，而聚焦于特定产业的研究避免了传统跨产业研究中忽视不同产业异质性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指导产业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帮助自主品牌企业提升他们的创新绩效，政府的自主品牌扶持政策在鼓励新能源技术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传统的制造技术，企业本身也应当将更多的资源从高速的新产品开发投入到关键零部件制造和生产管理能力提升中。     

纵容之手、引导之手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股权性质分组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对974家上市企业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分组检验了政府补贴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其它相关因素之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政府补贴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引导之手”的积极作用.但是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政府补贴在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扮演着“纵容之手”的消极作用;(2)民营企业中高管持股会产生“利益趋同效应”,从而对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起到显著调节作用,而在国有企业却没有起到显著调节效果;(3)虽然从理论上看,独立董事的引入有利于配置更多的资源于创新活动和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关系,但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独立董事对政府补贴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都不显著,都存在着“形式主义”陷阱.     

实体企业金融化、分析师关注与内部创新驱动力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实体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金融类资产而对研发投入造成的挤占效应,较少从企业内部创新驱动力角度关注跨期金融化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鉴于此,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跨期影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并检验分析师关注和是否拥有资格资质认定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5.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对内生性问题的缓解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 ????????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在当期呈负向关系,但在滞后期呈显著正相关;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弥补研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平衡创新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调整和失败风险,缓解管理者面对的短期业绩考核和股价波动压力,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分析师关注对上述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分析师关注使管理者投资决策的目的和动机从关注长期创新发展向追求短期利益倾斜。在无高科技等资格资质认定的实体企业中,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深化了微观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丰富了金融化蓄水池效应的研究证据,揭示了资本市场冲击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间接影响,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现象背后折射的投资决策和战略意图,对于提升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力、促进政府实施高效的监督和激励政策、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究

本文区分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基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对全国40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2009年及2018年专利数据构造出的时间断点追踪数据,重点研究了竞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合"战略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具体来说,企业与本土竞争者的合作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而与境外竞争者的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无显著作用。其次,企业研发强度负向调节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研发强度对境外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对本土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再次,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竞争程度高时境外竞合战略反而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最后,企业的境外非竞争性合作会削弱其竞合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竞合战略促进创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     

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服务化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而研发创新投入有助于企业产品技术升级与价值链攀升。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创新投入正向调节“服务化-绩效”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悖论拐点约在服务化程度为0.47时出现,但研发创新投入可以延缓服务悖论到来;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服务悖论拐点滞后,但研发创新投入对缓解国有企业服务悖论的效果更佳;通过不含季节性的Holt-Winters加法指数模型预测,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服务悖论。研究成果揭示了服务化与研发创新投入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拓宽并丰富了提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研究视角。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财务冗余与政府补贴的不同调节作用

研发资金投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可持续成长至关重要,但其究竟如何受诸多前因影响仍众说纷纭。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将新能源汽车企业分为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本文基于组织冗余理论和2014—2018年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数据,研究两类企业中研发人员冗余和研发资金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研发人员冗余能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但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两类企业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财务冗余能够削弱配套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核心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补贴能够强化核心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配套企业无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新能源汽车企业补贴政策时,完善研发人员界定标准并强化研发人员占比要求;基于政府补贴对两类新能源汽车企业作用的差异相应的调整激励措施,对充电设施企业采取专项财政补贴和非财政补贴结合的方式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研发项目投资决策与最优政府补贴研究

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采取研发项目资金补贴策略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和企业家双方博弈的不确定性投资与融资模型，并给出博弈均衡下最优投资时机、投资成本、融资策略以及最优政府补贴的显式表达式。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债务协商能力会影响到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策略，只有当企业家在债务市场拥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政府补贴才能有效缓解研发项目的投资不足问题。另外，随着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均衡下政府补贴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政府应尽可能根据不同风险的研发项目来采取补贴策略。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实施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