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出发,结合WIOD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考察了要素投入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要素结构升级。相对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劳动力投入是考察期内我国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制造业要实现产业升级目标,需要提升要素禀赋,增加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鉴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论文还考察了参与国际分工与制造业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干中学"效应的发挥,进而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企业创新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的实证分析

加入WTO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创新活动面临了新的参数环境,本文在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提出一个后发国家中企业创新的规模异质性假说,揭示了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创新行为特征依赖于企业生产所面临的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所需资本支出的利率弹性的特定取值下竞争行为选择。理论与计量研究发现,与西方国家企业创新有显著不同的是:后发国家的企业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活动的意愿随着企业规模增加而逐步增强;小企业更偏向于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大企业更偏向于引进技术和吸收消化再创新。中等规模企业兼顾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在小企业和部分中等规模企业中重点是降低其进入中间产品生产与自主研发支出的成本,鼓励其原始创新,在大企业和部分中等规模企业中侧重于加快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尽快赶上技术前沿。     

“双循环”新格局下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匹配链接GTAP模型与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综合考察中国遭受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利益重配、生产链条回缩、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网络变迁与区域集聚等方面;贸易摩擦冲击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抑制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造成企业进口中间品需求和国内中间品需求大幅萎缩,损害与弱化了其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及生产活动参与程度,且产业层面上下游关联引致的负面波及效应显著;同链共振效应抑制了贸易壁垒实施方及非直接关联的第三方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复杂GVC参与度,但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承接了较多中间品贸易转移;贸易摩擦冲击造成了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性萎缩,改变了原有的网络社区结构。     

全球价值链代工过程中的产品开发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基于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正在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OEM大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代工过程中存在代工客户的产品开发知识溢出效应和OEM企业的学习行为。本文选择电子信息制造业代工最为典型的广东省东莞市105家相关OEM企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倾向、知识复杂性、厂商间信任等因素对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本研究最后指出中国内地OEM企业应融入全球价值链,遵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创新模式,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与边界条件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及其资源能力边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直接促进了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同时还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资源条件下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赋能方式存在差异。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效应在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中更显著,资源条件较好的企业则更多地从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提升效应中获益;两种创新赋能效应的充分实现都需以较强的组织动态能力为基础。     

全球价值链驱动、知识转移与我国制造业升级

知识、信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加速流动有助于我国制造业通过接受国际领先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来提高核心能力.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入手,对全球价值链下的知识转移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价值链驱动模式下我国本土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来自领先企业的知识存在差异,从而决定了其技术进步与升级路径的不同.     

双循环技术溢出视角下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传导测算

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传导效应打破了技术进步的独立性假设,而以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较少考虑网络循环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技术进步的网络传导效应,结合“空间—时变”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和国内国际循环外溢乘数的分解,实证考察了双循环条件下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逐渐放缓态势,其中国际循环的网络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冲击较大,而国内循环的网络效应则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析师跟踪网络识别同群群体,并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同群效应以及这种企业间行为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受模仿学习的主观动机与现实条件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在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处于中间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网络嵌入、市场竞争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均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同群效应引发了群体成员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向上趋同。     

外部危机情境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实证分析

面对美对华科技的打压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逆境冲击，企业能否实现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同向改进和协同发展事关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797家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创新对维持组织稳定性和提升组织灵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创新促进了组织韧性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的促进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齐头并进，更有利于形成共生利益相关者关系，并最终成为组织韧性的助推器。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沉淀性冗余相比，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在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方面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外部危机冲击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积极影响，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研发投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创新价值链——知识螺旋和供应链整合的作用

本研究针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构建供应链关系质量与创新价值链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探索知识螺旋中介效应和供应链整合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行为过程积极显著影响知识螺旋和创新价值链;交互环境对创新价值链并没有影响作用,但积极显著影响知识螺旋;知识螺旋积极显著影响创新价值链,并在行为过程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在交互环境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供应链整合正向调节知识螺旋中介效应.     

匹配视角下创新可占有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创新可占有性二元分析框架,本研究构建了对手吸收能力、独占性机制和创新绩效匹配关系模型,并检验了环境波动性的调节效应。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中国长三角地区297家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技术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手吸收能力和独占性机制越一致,企业创新绩效水平越高;一致情况下,对手吸收能力强—独占性机制强更容易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不一致情况下,对手吸收能力弱—独占性机制强更容易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环境波动情境下,技术波动性反向调节对手吸收能力和独占性机制间匹配关系;市场波动性正向调节对手吸收能力和独占性机制间匹配关系。     

创新网络嵌入视角下企业研发竞争的博弈研究

研发投入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如何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本文基于创新网络嵌入的背景,构建同一创新网络内两个企业间的博弈模型,针对不同网络位置企业竞争博弈和相同网络位置企业竞争博弈两种情形,探究在研发竞争状态下企业研发投入受网络地位、网络关系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网络嵌入下,同质企业的竞争性研发投入与网络范围的技术溢出、网络平均吸收能力以及网络中心度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也为有效激励企业创新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企业创新已然成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打造、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所在。运用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借助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得出,货币政策与企业创新间呈现倒“U”型关系;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经由融资约束路径传导,即融资约束在货币政策负向影响企业创新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与大规模企业,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与中小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合理调整货币政策、提升融资约束缓解效能、差异化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能力,以发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激励作用,弱化融资约束的抑制效应,全方位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技术搜寻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吸收能力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外部环境充满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创新质量的提升是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3—2019年387家中国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技术搜寻—吸收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关系机理。研究得出:技术搜寻宽度和技术搜寻深度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均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平衡型技术搜寻显著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吸收能力在技术搜寻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关系中具有异质性的中介传导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和深化了技术搜寻和吸收能力对创新质量影响机理的研究,同时为高新技术企业管理人员的知识管理和创新管理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借鉴。     

外部经济效应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

为提高政府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的杠杆促进作用,从外部经济视角出发,在对政府研发补贴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4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内在机制分析方法,对企业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中国研发补贴有多大比例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培养以及产业集聚对提高政府研发补贴利用效率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研发补贴主要通过低效率的无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发挥作用,而高效率的有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作用偏小,低产业集聚水平会制约政府研发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确政府在科研领域的职能分工、完善补贴资金的配置机制并促进技术的良好扩散对提高中国公共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至关重要.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中国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下简称),整理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再把该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形成的全新数据库包含丰富的企业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基于整合后的数据库,本文首次实证考察了生产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越大;母国企业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通过对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发现,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明显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但研发能力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却并不明显。因此,本文的发现对我国"走出去"企业进入模式选择能够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献的有力补充。     

“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究

本文区分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基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对全国40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2009年及2018年专利数据构造出的时间断点追踪数据,重点研究了竞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合"战略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具体来说,企业与本土竞争者的合作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而与境外竞争者的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无显著作用。其次,企业研发强度负向调节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研发强度对境外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对本土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再次,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竞争程度高时境外竞合战略反而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最后,企业的境外非竞争性合作会削弱其竞合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竞合战略促进创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金融扭曲、创新抑制及其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提升出口复杂度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然而少有文献关注到金融扭曲和创新抑制对中国各地区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借助金融扭曲指数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层面数据,实证考察金融扭曲、创新抑制及其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了出口复杂度.研究发现,金融扭曲和创新抑制对出口复杂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扭曲加剧了创新抑制对出口复杂度的侵蚀效应,并且金融扭曲跨越特定临界值,创新抑制的这种影响更为凸显.在较低外向度、较小产值规模以及较低技术密集度的高技术企业中,金融扭曲对出口复杂度的抑制效应尤为强烈.扭曲收益、研发抑制和技术锁定是金融扭曲阻碍出口复杂度提升的重要作用渠道.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为深化金融和科技体制改革,重塑中国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决策参考.     

绩效反馈、东道国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与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通过开展不同模式的国际研发活动以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从投资角度,任何一种模式的国际研发都是风险承担活动,且每种模式的风险水平不同。然而,现有研究对企业承担其背后风险的解释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采用企业行为理论,利用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374个观测值构成的截面数据,探讨正、负绩效反馈对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及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的竞争性调节效应——威胁机制还是机会机制?研究发现,正绩效反馈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技术合作、新建海外子公司研发部门等低风险模式;而当进入技术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东道国时,正绩效反馈、负绩效反馈幅度越大越有可能选择跨国技术并购、新建海外研发机构等高风险模式。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的解释机制和企业行为理论的适用范围,为管理者制定企业决策、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激励和指导政策提供了科学思路和理论指导。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双元创新抉择：“探索”还是“利用”？

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2944家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了地方主要官员变更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及双元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会降低企业研发强度,并提高企业在探索式创新方面的投入占比。相比市委书记,市长的变更对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市长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对其影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经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具有调节效应,显著影响了市长变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行为选择的作用效果;且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变更会带来更大的政治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也会随之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