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杠杆率研究述评

新常态时期,妥善处置并降低宏观经济杠杆是我国顺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有研究围绕宏观杠杆率的内涵、评价方法、宏观经济后果、成因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治理杠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以高储蓄为支撑的信贷驱动增长模式,优化制度安排及宏观政策环境,同时发展多渠道融资模式并对金融创新实施科学监管。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并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须密切关注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暴露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关系是实现宏观经济去杠杆任务的关键。     

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企业杠杆率的形成,受制于内生的融资约束。在构建动态投融资模型基础上,基于2008—2017年度A股1033家上市企业年度数据,从企业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和企业规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两个维度,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由于融资约束小,更容易加杠杆,造成杠杆率居高不下;在融资约束条件下,信贷资金存在错配现象,大量资本流入到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一些大型国企对中小民企具有明显的资金"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挤出效应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在当前"结构性去杠杆"大背景下,应通过优化杠杆结构,让资金和资源更多地流向效益好、收益高的企业、行业和部门,破除政府隐性担保,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保证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空间,营造公平竞争的融资环境。     

对我国区域金融政策的思考

区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四条途径。即提高储蓄率、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节约金融体系内资金。因此实行怎样的区域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本文认为 ,我国应实行如下区域金融政策 :着眼于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在不影响全国统一大金融市场的前提下 ,构建有差异的区域金融体系 ;着眼于货币化程度的区域差距以及货币政策功效的区域差异 ,实施区域间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着眼于区域间有差别的金融资源 ,优化金融的区域布局。     

宏观杠杆率、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基于TVP-VAR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对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的时变影响机制以及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间的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对稳杠杆和稳金融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调控效果,不同期限组合能够实现抑制宏观杠杆率和促进金融稳定;从稳杠杆与稳金融的双向溢出效应看,二者互为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宏观杠杆率的适度波动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金融稳定,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在中长期内能够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势头。为此,货币当局应继续健全“稳杠杆”和“稳金融”的监管体系,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改革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质效,加快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形成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金融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国债务杠杆率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债务杠杆率偏高、债务规模增长过快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与广泛关注。学者们已经尝试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文章对债务杠杆率的相关研究理论进行系统性的评述与梳理。本文对已有研究中的宏微观杠杆率定义及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分析了高债务杠杆形成的原因,介绍了高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的经典理论;最后进行了评述并讨论了我国下一步"去杠杆"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去杠杆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冲击研究

以2009—2017年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1)即使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下行期也都普遍面临融资约束,但"央企"融资约束水平显著低于"地方国企";(2)2015—2017期间中央"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对"央企"的影响效果更突出——"央企"杠杆率回落程度显著高于"地方国企";(3)分组检验表明,"央企"杠杆率回落更快的原因在于"央企"政治约束更强;(4)将杠杆率细分为银行信贷杠杆和商业信用杠杆后,发现"央企"杠杆率回落主要源于信贷杠杆的快速缩减,但"央企"在收缩信贷杠杆的同时却在快速扩张商业信用杠杆,表明"去杠杆"政策的真实效果不仅局限于对企业杠杆"水平"的影响,还表现为对企业杠杆率"结构"的冲击。     

环境保护费改税与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基于庇古税微观模型的研究

财税体制绿色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改革方向，而环境保护税作为体现“绿色税制”的税法，其“庇古税”的运行机制改进是调节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选择与杠杆水平的微观原理。基于1356个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与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保护费改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杠杆率，并且通过提高政策执行度与促进企业创新发挥作用。环境保护费改税杠杆结构调节的作用在企业产权性质与区位因素中存在异质性。建议继续完善环保税法实施细则与监督机制，厘清执法部门的职责分工，支持重污染行业创新升级，引导地方政府与市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杠杆结构性优化的双重效益。     

企业组织与区域成长的经济分析

区域是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地区,从微观角度看,区域经济是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企业组织将生产过程在地域空间上实行纵向分解和联合后展开的协作活动,由劳动分工而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节约是促进区域形成的两个最根本因素.鉴于大型跨区公司(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把一批竞争力强的跨区公司(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区际经济的“连接点”或“生长点”,利用跨区公司(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的系列化和成套服务在经济部门、行业中的主导作用,影响和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行为关系,逐步在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形成新型的企业分工协作体系,建立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VECM模型,从长期视角,分析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货币供应和财政支出与杠杆率的长期相关性。VECM模型分析显示,两组协整方程的存在性显示出杠杆率和资本积累之间存在正相关长期均衡关系,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正相关性,该结论支持投资扩张渠道的存在性,即杠杆率上升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进而刺激产出提高;财政支出与杠杆率表现出长期正相关,而货币供给与杠杆率则为长期负相关。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显示：一单位正向杠杆率冲击对资本积累和经济产出的影响都是永久性的,长期内为正向,这同样符合投资扩张渠道的存在性;一单位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对杠杆率有正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衰减,在第八期之后几近衰减至零;一单位正向财政支出冲击对杠杆率有负向影响,但第二期后转为正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直处于持续上升态势,但不同区域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存在由于影响要素繁多而难以从一种视角予以解释。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着眼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不断增多;但单纯以人力资本数量指标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有必要将人力资本承载个体与其行为模式相结合进行研究,从而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金融化——异质性特征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政府部门实现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文章基于上市企业2008—2020年数据,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驱动企业金融化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有明显助推作用,并由此降低了企业的经济绩效。特别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于不同属性企业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化影响。地方政府制度激励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较强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大的政府干预经济强度、较低的政府运作效率情境中,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随着政府经济增长激励导向的转变,这种驱动企业金融化的趋势呈现出弱化特征。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在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北京市为案例,描述其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状况,并基于6大主城区的数据,利用扩展的C-D函数及混合面板模型对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北京市金融业已形成良好的金融集聚态势;金融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集聚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政策建议.     

媒体压力能否驱动企业去杠杆？

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媒体压力与企业杠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媒体压力对企业杠杆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体现出媒体压力对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裨益,这种作用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序列中都是成立的,展现出了明显的动态的叠加特征;其次,在区分了企业产权属性和规模属性后,媒体压力的去杠杆效果展现出了一定的结构性差异,媒体压力对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去杠杆效应更为明显。就影响机制来看,媒体压力越大,能够降低企业的真实项目盈余管理动机、提升自身的现金流储备并强化自身的内部控制质量,上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型,利用1993—200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值合计约0.05—0.07,表明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显著,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3)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是也有空间负溢出的证据。(4)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较大,新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普惠金融、金融服务均衡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依托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构建综合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指数(IFI),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的格局;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但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金融深化所起的作用。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集聚现象日趋显著,我国已经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地理集中空间。集聚效应成为吸引经济行为与金融活动的向心力。为了研究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强度关系,通过空间关联度Moran’s分析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定量衡量两者的影响机制、金融集聚空间差异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经济发展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协同关系;同时论证了金融的深化将随着产业规模达到最优后持续扩张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资金缺口扩大速度超过募集资金速度;金融集聚引起溢出效应刺激了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以扩散的趋势带动着邻近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

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测度2009-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扶贫效率值,在此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差异进行分解,并运用Moran’s I指数对各地区金融扶贫效率的空间相关情况及空间关联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农村金融扶贫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并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区域总差异在2012年以前主要体现为区域间差异,之后则受区域内差异影响较大,单个区域中,以大西北地区内各省差异最大;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区域聚集效应,且呈现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相邻地区间还存在较强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应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把握区域差异特点,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交流,促进区域间金融资源合理流动;等等。     

区域传递理论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探析

区域传递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增长极”的提出、经济增长在区域间传递的效应分析、区域间要素传递的分析等三个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有效传递 ;从区域传递角度 ,探讨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耦合机制 ;对转轨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传递机制的系统研究 ,是实现西部开发和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地理空间视角下我国区域教育发展差异研究

我国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从地理空间上看主要影响因素有：区域间地理位置差异和区域间地形、地势差异等制约因素。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不仅是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而且是落实西部大开发,东、中、西协调发展,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探讨缩小差距,对推动区域间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