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2008～2010年的月度经济统计数据，对金融危机后扩张的政府投资如何影响民间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相反，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增长。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系统动力学研究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对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政府RD投入会产生杠杆效应带动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但企业对政府RD投入的过度依赖则会因挤出效应对企业自身RD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而市场集中度、项目风险改善程度及行业技术特性可能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     

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95-2004年的城乡数据分别进行动态分析,得出结果:大多数年份城乡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并且效应值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部分年份政府投资对农村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挤出效应研究

上级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会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即上级财政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增加,挤出了下级政府用于教育的财政资金,其部分抵消了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政策所应有的效果。本文通过理论图形对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挤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在其基础上探讨了产生挤出效应的原因和建议措施。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

本文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 ,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划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中央政府政策可细分为审批权限、外汇资金、财政信贷资金和税收优惠 ,地方政府政策可细分为物资供应、资金筹措、外汇收支和行政管理。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作用。因此 ,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条件的做法是无效果的。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宏观背景，文章研究了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以及融资融券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产投资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机制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不仅引入了较多的外部风险，而且加剧了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投入表现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以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与融资约束，最终加剧了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防止上市公司过度从事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对融资融券制度进行优化，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基金经理特征与投资能力、投资风格的关系

本文通过系统检验经理个人特征与基金业绩、投资风格的关系,发现:(1)年龄、基金从业经验、海外从业经验、教育程度、CPA/CFA资格、理工&财经双专业是代表基金经理风险态度的个人特征;(2)海外从业经验是代表股票市值选股风格的特征;(3)CPA/CFA资格、理工&财经双专业是代表股价动量选股风格的特征;(4)经理所毕业大学排名既是代表股票成长性选股风格的特征也是代表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的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基金从业经验和教育程度个人特征将影响投资者申赎行为,投资者决策时依据的是代表投资风格而非投资能力的个人特征。     

带机会约束的动态投资决策模型研究

本文在BlackScholes型市场中,建立了具有投资机会约束的CaR动态投资决策模型: ,其中x是初始财富,π(t)=(π₁(t),…,π_d(t))′∈R^d为可行的证券组合过程,X^π(T)为计划期末的财富水平,CaR(x,π,T)为投资期末的在险资本,R是投资者事先给定的某正的财富水平,0<β<1通过对该模型的讨论,得到了最优常数再调整策略的显式表达式,其金融学含义包括:对于机会约束下的动态投资组合,在风险中性市场中,最优的常数再调整投资策略是纯债券投资策略,最优的在险资本值为零;在风险非中性市场中,最优的常数再调整投资策略蕴涵了共同基金定理的成立。     

Inefficient Investment Waves

We show that firms' individually optimal liquidity management results in socially inefficient boom‐and‐bust patterns.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firms decide on the level of their liquid resources facing cash‐flow shocks and time‐vary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irms' liquidity management decisions generate simultaneous waves in aggregate cash holdings and investment, even if technology remains constant. These investment waves are not constrained efficient in general, because the social and private value of liquidity differs. The resulting pecuniary externality affects incentives differentially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and often overinvestment occurs during booms and underinvestment occurs during recessions. In general, policies intended to mitigate underinvestment raise prices during recessions, making overinvestment during booms worse. However, a well‐designed price‐support policy will increase welfare in both booms and recessions.     

QFⅡ投资理念对中国投资者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第一季度公告中有QFⅡ新进入上市公司前10大流通股股东为研究事件,以沪深A股中满足QFⅡ新持股的3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QFⅡ的投资理念是否引领国内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中国投资者投资起了引导的作用.     

Robustness of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Mixed Insurance/Investment Cyber Risk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combin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y investments, where the latter contribute to reduce the insurance premium, is investigated to assess whether it can lead to reduced overall security expenses. The optimal investment for this mixed strategy is derived under three insurance policies, covering, respectively, all the losses (total coverage), just those below the limit of maximum liability (partial coverage), and those above a threshold but below the maximum liability (partial coverage with deductible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e.g., low potential loss, or either very low or very high vulnerability), the mixed strategy reverts however to insurance alone, because investments do not provide an additional benefit. When the mixed strategy is the best choice, the dominant component in the overall security expenses is the insurance premium in most cases.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s require an accurate estimate of the vulnerability, whereas larger estimation errors may be tolerated for the investment-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     

基于绿色投资效率的港航供应链投资策略研究

在IMO环境政策约束日趋严格的背景下，绿色投资成为港航企业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方式之一。本文以港口主导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分析三种投资场景与不同成员投资的利益关系，即从绿色技术投资效率对港航供应链的成本效应、绿色技术投入效应、经济效应和市场效应等方面展开分析，最后分析不同投资策略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港口绿色技术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整体供应链的成本投入；当绿色技术投资效率逐步提高时，绿色投入水平不断下降，降低了绿色投入的成本，从而达到“投入高效率，投入水平低增长，整体收益高增长”的投资效果；无论是承运人或是港口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均会增加市场的服务价格，相较于非绿色技术投入，绿色技术投入时会增加整体市场的需求数量；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考虑，承运人绿色技术投入相较于港口绿色技术投入产生的消费者剩余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价格“传递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虽然绿色投资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但承运人投资产生的社会福利优于港口绿色投资时产生的社会福利；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较高的优先级，有助于提升环境收益。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港航企业绿色投资的研究成果，可为合理权衡绿色技术投资效率，为港口供应链成员的绿色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对绿色港口供应链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零售商运营视角下投贷联动最优投资结构模型

投贷联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驱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产融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合理投资结构成为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本文刻画了供应链鲁棒风险模型支持下投融资博弈的新特征，构建了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模型，探讨合理投资结构存在性。研究表明：投资方参与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博弈时，存在协调投资方利益最大化的"投贷联动区间"与最优投资结构，且最优投资结构受市场成长性主导。此外，企业所得税降低导致负债税盾效应减弱时，存在"反啄食顺序"的投资偏好。     

序列投资下的石油勘探投资最优时机选择

综合考虑石油勘探投资的不可逆性、序列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市场需求和勘探储量的不确定性刻画勘探储量转让价格的随机动态变化，运用实物期权思想下的序列投资决策方法探究了石油勘探项目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问题，得出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值的解析表达式，并与一次性完成投资的决策结果进行对比，进而剖析了不确定性参数对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的影响。结果表明，序列投资决策模型能够弥补一次性投资决策模型容易错失投资机会的局限性；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值同市场需求波动率、勘探主体价格控制能力呈同向变动，同市场需求漂移率呈反向变动；随勘探进程的不断深入，最优勘探投资时机临界值对以上参数的敏感性程度不断增强。     

"以商招商"获奇效--南尧居民区世回尧工业团地崛起的启示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工业团地是由世回尧街道办事处南尧居民区自行建设的。自2001年年初动工建设以来,短短3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拥有16万平方米标准厂房,配套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环境优雅的现代化工业团地,目前已引进企业28家,其中外资企业16家,由客商介绍引进的企业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