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族”问题的商榷

对“部族”的涵义,目前学术界基本上存在这样两种理解:其一是依据《辽史》“部落曰部、氏族曰族”,认为部族即是部落、氏族的全称和通称。其二是自从我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学习和研究民族学以来,特别是在翻译并引进斯大林民族理论之后,部族成为一个专指不同于氏族部落、又不同于民族的地缘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近年来,民族学界的学者们讨论中提到或使用的都是以上列举的第二种涵义。     

试论战国族坟墓制度的崩溃与衰亡

从新石器时代“公共墓地’的出现．到商周时期“族坟墓”制度的形成,其后几经春秋、战国、秦汉的社会变迁和辗转演变,直到衰亡的历程,是与当时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息息相关的。“族坟墓”制度的存在,从埋葬制度上反映宗法制度的存在,二者相辅相成,共存于世。宗法制度,本是源于原始氏族的血缘关系商周时期,宗法制度既是家长制公社的缩影,又是维系农村公社的纽带。战国至西汉,随着农村公社的逐渐解体,氏族宗法及其“族坟墓”制度也在崩溃瓦解之中,即“族坟墓”制度随农村公社的存在而存在,随其瓦解而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就这一意义而言,“族坟墓”制度则是亲族关系和土地国有制的局部反映。     

血缘家庭之我见

本文回顾了摩尔根的家庭史学说提出以来关于血缘家庭问題论战的过程,对于一些否定和非难摩尔根血缘家庭和马来亲属制理论的观点及其论据进行了分析,指出:认为马来亲属制是图兰夏威夷亲属制的简化、把它视为次生的亲属制的“简化论”和“次生论”是极为片面的;企图以异辈婚的存在来否定血缘家庭的存在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建立在两种生产相分离的理论基础上的“两合氏族组织”的方案是一种虚构;认为恩格斯并不相信血缘家庭的存在,那是对恩格斯的误解。本文还认为,摩尔根用亲属制推论出血缘家庭曾经存在过的方法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因而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增加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没有动摇这个理论,而是进一步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材料也完全可以验证血缘家庭曾经盛行于人类历史的早期;血缘家庭与普那路亚家庭一起,构成了由原始群团向氏族发展的过渡阶段,否定血缘家庭的存在就必然要否定杂婚和普那路亚家庭两个历史阶段,从而也就割断了由原始群团向氏族过渡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的氏族起源学说失去其基础,这是血缘家庭理论的意义所在。     

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在其晚年所论及的关于俄国可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或称“跨越论”),近年来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注意。这一理论在当时尽管还只是一种设想,不象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那样引人注目和人人皆知,但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展开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 一、关于越过“卡夫丁峡谷” 马、恩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所要解决的其实是两个理论上虽有联系,然而性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俄国农村公社保存的原始公有制,是否有可能不经过解体并由个体农民占有制,再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制的道路,而直接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对此曾作过周密的考虑。     

关于中国古代军制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军队是执行一定阶级意志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份。自从氏族部落解体,人类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出现了国家,也就产生了军队。一部文明史,无不充满了阶级、氏族的对立和斗争,充满了无情的战争和残酷的仇杀,充满了血与火的痛苦呻吟。在这里,“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为“贪欲和权势欲”所驱使,直接站     

鄂伦春人的氏族社会

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省黑河专区的鄂伦春族,据一九五三年普查数字,共有两千二百六十二人,现已达三千多人,其中:居住在鄂伦春自治旗的有一千三百五十六人。 一、氏族部落的起源 关于人类游群集团转化为氏族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兄弟与姐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族间的性交关系的禁止一经确定,上述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可见亲兄弟和姐妹之间禁止通婚是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由于逐渐形成的自然分工和通婚范围的某种程度的缩小,使上古“氏族”逐渐形成。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产生了氏族组织。当时的氏族,是由祖先相同的几代组成的,     

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光辉的理论体系,从她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把着眼点放在研究人类解放问题上面。马克思作为“世界公民”对人类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就在于他为实现人类解放这一伟大人道目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从而为人类解放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     

藏族部落渊源及其文化初探

<正> (一) 部落本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初始形态。由于部落是由一个氏族为核心或由几个氏族联合组成的,所以马克思将其称为“血缘共同体”。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部分血缘氏族部落基本解体,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部落这一群体却以其变态形式即地域部落的形式延续下来。地域部落仍明显保留着原来部落的名称,以及许多关于氏族部落观念的残余,而且留有时间甚久。一些游牧民族,直到封建社会,还有这种部落残余,居     

新进化学派和它的文化能量学

<正> 在美国,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的学说和民族学进化学派理论,曾被全面否定四、五十年。本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界有了一个较大转机,公开给摩尔根恢复名誉,承认他对民族学的贡献,并开始肯定进化理论。紧接着,一个新学派形成起来了,这就是“新进化学派”(The Neoevolutiongary School),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派和思潮,1978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曾以《新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为题进行专题讨论,会议认为,“总的来说,新进化学派是唯物主义     

略论有关民族的几个问题

每一门科学都有它的专门术语,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在我国的民族学界,到目前为止,有关民族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是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什么是民族学,什么是人种学,都还弄不清楚。最近《人民日报》的文章还将民族学译为人种学。我认为,这是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障碍。因此,我感到,自己作为民族学战线上的一个老兵,有     

民族学——民族发展繁荣之学

<正> “民族”这个词是1899年梁启超从日文引进的,再过4年,即1903年,林纾、魏易将英人罗维(R·H·Lowie)的ETHNOGRAPHY译成汉文,是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之始;到1926年,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首次定名为“民族学”,距“民族”一词的传入不过27年。辛亥革命后,民族一词被广泛运用,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民族学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开始跻入社会科学。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个事实:民族一词和民族学是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1929年,杨贤江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译成汉文在上海出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从此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的     

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回应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生活在20世纪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的本雅明对于人类历史和时间本质的思考,为我们这个时代继承马克思的文本,回应马克思的历史解放诺言,为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疑问,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资源。     

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

“血亲复仇”是氏族社会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为:当某氏族或部落的成员遭受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伤害时,受害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认为是对其整体的侵犯和伤害,并对肇事者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的报复行动,以求获得相应的报偿。这种报复常常由血腥的械斗发展为大规模的氏族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同时,“血亲复仇”也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习俗沿袭下来。人类学、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处于氏族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时都曾有过“血亲复仇”;同时学者们还发现,即使在本世纪,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民族依然保留复仇的观念,遵守这一习俗。血亲复仇的具体方式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特点,但这一社会现象和习俗却是世界性的。它在整个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到军事民主制都是十分盛行的,是原始战争的重要原因,血亲复仇战争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野蛮,残酷,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在氏族社会晚期即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它逐渐转变为同态复仇、以赎金赔偿代替大规模的血腥仇杀。此后,尽管大规模的血亲复仇不再那么盛行,但作为一种观念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乃至现在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解说

劳动价值论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我们的生活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及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期 ,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劳动创造价值产生疑惑。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所处的时代 ,也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性。时代在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发展 ,但劳动仍然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与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

1881年马克思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思考和兴趣。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长期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和晚年手稿——“人类学笔记”中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因此,弄清楚马克思对于农村公社性质的分析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实质及其具体历史条件,对于理解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分清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派的本质区别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有没有对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革命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有的研究者对此是否定的，以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有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而无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①这里的问题在于：研究者未注意到马克思晚年直至以后来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让我们来研究一F马克思的下列论述：‘“从我根据自c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广］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土地公有…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奠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所显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原理

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期所创立的,而后不断有所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民族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运用自己所创立的辩正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对资产阶级民族学(主要是进化学派及其代表美国的路易斯·享利·摩尔根)的积极成果进行吸收和改造,经过艰苦探索,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以下简称“第45卷”)中,集中了马克思的4部民族学笔记,占有中心地位。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构建天人和谐

“人类中心主义”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然而也逐渐带来日益激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践和理论都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指明了方向,天人合一思想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形成新的价值观,指导我们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走进可持续发展文明。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归宿

本文回顾了中国民族学科的积累、形成和发展历程,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建立发展的过程。上下三千四百多年浩繁的书籍记载的少数民族情况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资料积累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民族学正式建立并开始向中国传播时期;1926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逐渐开展,建国以来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中国民族学体系逐渐形成,但仍需不断建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