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卫礼贤对儒家思想的理解

卫礼贤是近代德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前后共呆了25年之久,长期的中国文化浸润使他深深的热爱上了它,他甚至不无自豪地公开宣称自己是儒家弟子。当然他的这种热爱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认可和推崇。     

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

卫礼贤是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士。他在青岛生活、工作 2 0余年 ,致力于办学、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等文化活动 ,把《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十余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和西方社会。卫礼贤通过反省 ,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 ,揭示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从而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     

德国汉学界对辜鸿铭的接受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辜鸿铭曾经享誉德国,期间,相对于德国哲学界和神学界对辜鸿铭的高度关注,汉学界反应比较平淡,对他的评价也不高。联系到辜鸿铭对西方汉学的激烈批判立场,德国汉学界对辜鸿铭的冷落值得深思。     

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

在近代西方在华传教史上,传教士往往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热心沟通中西文化,为传播近代科学尽力,卫礼贤便是这样一位较为特殊的传教士.他是传教士、是教育家、是汉学家,人称"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两个人和两本书——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

荣格称卫礼贤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主要是卫氏翻译的《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名为《金华秘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部中国典籍蕴含的中国思想,或许成就了荣格思想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如"个性化"概念、"同时性原理"、"集体无意识"等。《金华秘旨》让荣格发现,心理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环绕"本我"的"个性化"过程,这成为他的个性化理论的关键特征。透过这部首次译介到西方的道教内丹学典籍,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荣格认为,《易经》的"科学"所依据的不是因果律,而是一种西方没有的、尚未命名的原理,他称之为"同时性原理";他自己的"同时性"理论或许也根植于此。荣格既受到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在其科学思维和医学实践中不失去自己的西方之根,这才会有他与中国思想对话的极为丰硕的成果。     

理雅各、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译本比较

<周易>理雅各译本和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是<周易>重要的英译本.这两个迥然各异的译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译者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采用了不同的解经角度和译文体例,从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译文特色.     

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

在《中国心灵》和《中国经济心理》两部著作中 ,卫礼贤对“中国智慧”的博大精神作出了深刻阐释 ,体现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高度同情和基本理解 ,也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厚忧虑和深切关怀。中国智慧在卫礼贤身上所展示的惊人魅力 ,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对话是可能的。     

德国传教士尉礼贤的中国观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观点以其独特深刻的分析而引人注目。他认为中国文化揭示了一个本质上趋向和谐的理想以及在宇宙组织和社会组织上的理性态度。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智慧可以救治和拯救近代的欧洲。中国人的精神性格是中国经济秩序的结果 ,其长处有知足性、勤勉性、熟练性 ,短处则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和极端的固执性。尉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观点 ,相对来说有着高度的理论思辩力 ,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的深情关注 ,在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独具特色 ,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论马修·阿诺德对辜鸿铭文化思想的影响

辜鸿铭深受阿诺德文化思想的影响,把人的内在状态作为衡量文明优劣的标准,并从儒学中看到与阿诺德思想的相通之处,认为通过道德理性的扩展,转变人心,以期建立道德秩序,抵御现代文明的物质主义。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论辜鸿铭

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大变革为背景 ,对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 ,向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并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推动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 ,认为辜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之反思

明末清初以传教为契机的中西文化交往关系之课题现已成为一大学术热点,中外学者对此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以问题为核心,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一是就传教士之主动因应与被动附会问题提出了“文化的双重强制”观点,指出传教士与中国入教儒士在受制于中西文化之双重强制的同时,也开启了超出单一文化桎梏的双重视域,从而造成了对于中西文化的一种奇特贯通;二是从现代的学理脉络之下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话论”提出质疑,指出这次中西文化交往关系远非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对话”,因为构成交往关系的各方无一例外都是“真教惟一论”、“正道惟一论”者;三是结合对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中国与基督教》之评议,反驳了以此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错位论”观点,指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意义传递实有赖于话语中介的形成;四是提出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理解”问题,并以笔者近作《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为例,阐述了以“理解”为方法论线索来探讨中西文化互动机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泛娱乐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播：困境、方法与走向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经历了“批判性继承—建设传承体系—文化软实力”这一渐近而交叉发展的过程,从“阐释时代”进入“娱乐时代”,在现代传媒体系中身陷囹圄。在娱乐沉浸传播中,传统文化被预设进入通俗性、大众化等大众文化的“法西斯化”框架,人为地将传统文化“奴驭化”。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要走出二元对立,走向多元中和,走出体用思维,走向文化交往。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违式、填榜、科录考析

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最为熟悉,其中有关乡试违式、填榜和科录的具体事宜,科举文献并未载录全部规制细节,小说作者却对此有所表现,他们以其亲身经历对此进行细致描述,反映了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面貌。查找小说中的相关资料可以起到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文化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法律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法律文化性质由早期的奴隶制性质向明代以后的封建领主制变化;法律形式从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法律文化多方面内容和特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迁。     

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以明清为透视点

儒与贾本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职业群体,儒以掌教化为职,贾以获利赚钱为能,即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势必造成两者之间价值趋向方面的差异。中国历史上官商合流长期存在,其中渗透着儒家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明清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分析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广泛交往、国家政权与商业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相互作用的特点,可以探讨儒家传统文化在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关系中的位置。     

以情为本 以抒情为宗——明清时期情理美学观组论之一

明清时期尚情论派的情感美学观,以情为本,以抒情为宗,从情本论出发来观照文学的属性和功能,把主情主义美学原则作为艺术创造的审美理想原则,试图以情为艺术立法,并且揭示了艺术情感概念的文化新质、表现方式和精神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