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自在调整与习惯的法律化

传统习惯在社会制度构造中一般有"习惯自在调整"和"习惯法律化"(包括"认可式""嵌入式"两模式)两种形态。基于国家法调整的限度,"习惯自在调整"模式拥有充实的社会基础。传统社会向来重视"习惯自在调整"模式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这一模式饱含着诸多有益于当代社会主体私权保护的优异品性,蕴涵着"法律伦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然,中国古代依赖血缘组织的特有社会结构表明,社会调整既需要习惯自在调整,也需要习惯的法律化。"习惯法"和"嵌入式"的"习惯成文法"等两种习惯法律化模式,既能够表彰习惯的法律意义,使得法律制度认同、融会优异习惯规则,又符合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行动模式和法治化的体制要求。     

承认规则效力论研究——以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为视角

包容性实证主义者对法律效力判准的最终规则——承认规则的法律效力持一种"习惯论"观点,认为承认规则自身没有法律效力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承认规则以该社会法律实践中人们的实际接受为基础。"习惯论"包括"弱习惯论"和"强习惯论"两类:"弱习惯论"将作为法律效力判准的承认规则解释为"习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该观点进一步补充了哈特的社会事实论;"强习惯论"将承认规则解释为一种施加义务的规则,这种"习惯"使得承认规则自身具有了"约束力"。     

国际惯例与国际习惯之辨析

传统观点认为,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惯例不是渊源。然而,从国际习惯的效力来看,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的地位是同等的;从国际习惯的分类上,也并没有将两者严格区分。在国际法律关系,尤其是国际经贸法律关系中,过于严格的区分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没有太大意义,否则可能会造成适用上的冲突。因此,对一国而言,国际惯例是指为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认可的、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习惯,也就是国际习惯。     

论民初司法大量适用民事习惯的历史原因

为了深入探讨民事习惯在民初司法实践中被大量适用的历史原因,并揭示传统民事习惯在民初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应用动态观察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民初法律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习惯在法律生活中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民初司法界大量适用民事习惯的原因,除了这一时期法律规范的不足或不完善外,还与民初过渡性的历史特征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关。近代法律深入社会后,传统民事习惯非但没有退出,反而借助近代司法制度从民间社会浮现出来,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中。     

伊恩·布朗利的客观实证主义国际法观述评

本文旨在考察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伊恩·布朗利的客观实证主义国际法观。首先是布朗利的"客观实证主义国际法"所体现的一般国际法理论。在这方面,布朗利在国际法效力上接受了凯尔森的"基础规范"影响,但他把注意力放在国际法的实际功效上,认为国际法事实上是有功效的,而在现实中被误解和低估了。其次,在对待习惯国际法方面,他严格按照"国家实践"和"法律确念"的要素来检验,这体现在他处理国际法中最有争议的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方法上。第三,布朗利通过"国际事务中的法治"概念来构建国际公共秩序,其组成要素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法治观,其方法与耶鲁学派的"政策导向"方法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实证主义的国际法假定对规则的客观解释就是现实,规则对所有国家都平等适用,但规则产生的背景性质、平等适用是否对所有国家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这是实证主义方法没有考虑的。耶鲁学派将法律描述成"权威决策过程",其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必须深度介入国际法的立法过程。     

论民法的法律渊源:习惯和条约

多数国家民法典把习惯(法)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习惯(法)与国家法发挥着不同的功用,它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民法典(草案)应当把习惯作为制定法的补充渊源。国际习惯不同于国际惯例,后者只有在法律确信的基础上才能构成国际习惯,才能构成国际法的渊源。我国民法典(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应当将国际惯例改为国际习惯。我国加入的民事方面条约并不在我国直接适用,特别在WTO协议方面,我国将倾向于主要采取“转化”的方式。     

清末民初家庭财产继承中的民事习惯

清末民初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是开始朝着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还在延续。法律之外,民事习惯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社会秩序方面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民事习惯甚至有着"准法律"的效用并为人们所认可。清末民初各地流行的家庭财产继承民事习惯存在不少差异,尤其在无继嗣者遗产处理及与女性相关的财产处理方面的民事习惯,往往差异更大,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民俗民风。这要求人们在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时,不可一概论之。传统的家庭财产继承中的民事习惯,有些是合理的,在社会发展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有些民事习惯深深地打上了宗法社会的印记,有的则纯属陋俗,成了不良文化的载体。这些习惯与现代人的精神相距甚远,或格格不入。它告诉人们,一方面在立法时要考虑传统民事习惯中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移风易俗、弘扬现代人应有的法制精神,使新的法令制度得以认真贯彻执行。     

习惯与习惯法三题

习惯与习惯法的概念及其两者的关系是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通过一些实例说明,在中国现当代,这两个概念所表达的内容是相似的和接近的,没有实质性差别。因而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只有习惯的概念,没有习惯法概念。现代一些关于习惯法的研究,其实质指的是习惯。习惯法更多地是表达一种历史性概念。同时,针对习惯到底是起补充作用还是优先适用的问题,指出习惯的适用须以法律和政策缺位为前提。习惯的优先适用只能作为例外,且须依法律之规定。最后在如何看待习惯的生死存亡问题上,表达了"习惯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也有一个自然消亡的过程"的观点。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生育行动的结构

本文利用理解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传统的生育行动类型进行了划分和阐述 ,传统的生育行动类型包括价值合理型、工具合理型、情感型、习惯型四种 ,正是这四种类型左右着中国人过去的生育决策和过程。不仅如此 ,现代中国的生育转变也深受这四种类型的影响。因此 ,本文认为 ,稳定低生育率政策的出台乃是一项明智之举。通过这一研究 ,本文试图在社会学理论和人口学的经验分析之间筑建一道便利的桥梁     

论郭嵩焘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演进中的地位

郭嵩焘在继承道咸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整肃人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的转型,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的民俗学评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是当代社会背景下民族村寨维护社会稳定或调整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苗族村寨议榔传统习俗的当代传承,是政府、学会、民间三方合力互动的结果,是主流文化参照下的民俗文化革新。当代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对民族村寨移风易俗、和谐发展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论郭嵩焘“人心风俗”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郭嵩焘针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道德沦丧，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近代色彩和实践色彩。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真正的近代思想。     

河津跳火民俗的社会空间意义

河津跳火民俗不仅是单一的民俗事项,以它为核心还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包括权力与文化建构。前者为跳火对家庭、个人的意义,后者则是民众对跳火的认知。在传统时代,跳火对个人的意义主要为通过信仰这一心理暗示,使人们扫除恐惧,获得安慰,增强信心;对家庭的主要意义为使家长通过对跳火事项、祭祀仪式的主持,加强家庭控制。现代,跳火意义发生很大转变,由神秘的火崇拜仪式转变为娱乐家众、为亲人祈福的活动。近年来,城市化的加剧等多种因素使河津跳火民俗受到重创。笔者据此提出保护河津民俗的建议,以达到使之得以继续流传的终极关怀目的。     

试论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

安土重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重要习性。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作用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社会封闭的大门,无数中国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涌向陌生的城市;同时,农村人口的流动带来了向农村习俗的挑战,推动了农村习俗的变革。     

重阳节“登高”习俗漫谈

重阳节"登高"习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传统民俗核质是祛邪避灾.当代重阳节"登高"习俗的民俗内涵取实践、实用之义.至于"登高"的传统民俗意义在不同的民俗受众那里或强或弱地彰显出来,但是它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当代育儿习俗流变

育儿是典型的民俗传承事象之一 ,它衔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育儿习俗研究对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实践意义 ;对于建构和完善民俗学知识体系 ,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育儿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育儿习俗 ,即当今育儿习俗仍然以其为主体 ,并延续、发展、改变着传统的育儿习俗     

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教育对现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教育在历史上对各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对现代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国际商业惯例独立调整合同的理论探讨

在阐述有关国际商业惯例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国际商业惯例适用现状的考察，主张国际商业惯例在国内法认可的范畴内可独立调整合同，并就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问题进行探讨。     

略论梨园行的送财习俗

梨园行在我国民间的财神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看其如何＂代＂财神向俗民＂送＂财;二是作为财神信仰的信士之一,梨园行自己如何招财。梨园行的送财习俗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在舞台上搬演《跳财神》为广大俗民求财;上演例戏《天官赐福》等为广大俗民赐财;在演出时的一些仪式中为广大俗民招财;在＂开财门＂＂跳加官＂等仪式中为俗民送财。而若细加考察,这一习俗的起意、形成及其实施,均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