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普遍证据运用非常广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辩式”庭审制度 ,此种制度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大大增强。本文分析了我国证人保护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中证人保护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保护机制 ,这对保护证人出庭作证 ,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刑事审判中因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使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不能得到执行,因而,当前急需在立法上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刑事案件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问题之我见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制度。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成为司法改革的“瓶颈”。其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疏漏，也有司法人员、辩护律师工作上的不足，还有社会伦理观念的压力以及证人自身义务观念淡漠等。应采取完善立法建立证人保障制度、重塑司法机关形象、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在全社会树立起“依法治国，人人有责”的新理念等对策，使证人主动出庭作证。     

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及其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在我国初步建立。但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立法、司法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完善和解决。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证人保护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性措施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对证人保护制度进行了专门的立法。近年来，随着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日益突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仍存在很多缺陷，因此我国构建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已势在必行。     

直接言词原则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刑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检察机关提供证人证言笔录成为证人作证的常态;在刑事立法上建立有效的证人作证传唤制度、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再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证人不出庭,特别是重要、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这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和审判结果。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界定证人的范围,剖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及危害,以期构建一种更加完美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证人作证方式分析及其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证人不能或不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在法庭之外提供证言又是及时查清、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在实行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的同时,又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和补充。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漠视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会导致对证人不出庭作证采取片面、过激措施。正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合理规范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提交书面的证人证言仍是主流，证人不敢、不愿出庭作证的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一套完整的证人保护制度。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征人保护的内容，这对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提高关键证人的出庭率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它在证人保护范围、保护主体机关的权责分工和证人作证补偿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如何将证人保护的条款落到实处，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证人保护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在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成立负责证人保护的专门机构、设立证人保护基金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证人保护制度构建之法律思考

完善的证人保护机制是推行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证人能否得到切实保护,不仅在于他们对国家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作出了多少贡献,更在于因其特殊身份所遭致的特殊风险需要国家的介入。现行的法律未能建构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造成许多刑事案件中没有证人的庭审现状,实有必要明确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保护机关以及保护程序等,并逐步扩大保护范围,强化对证人权利的救济。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构想

逮捕在我国是一种审前羁押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进行,但逮捕措施如被滥用,必将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但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效果还不明显和均衡。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审查、评估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更好地体现出逮捕必要性对保障人权的价值。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组成;采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的编纂体例;由低层次的“以刑统罪”向高水平的“以罪统刑”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分则篇目依据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害大小,从重到轻进行排列;具有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只规定了刑事责任及其刑罚制裁的实现方式。这些特点体现了当时的立法宗旨,对于维护古代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我见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为出发点,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人出庭做出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从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义务、证人相关权利等基本制度分析,阐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提一些建议,以供司法界参考。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上）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该学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该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领域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针对当时所奉行的野蛮的有罪推定而提出的司法原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司法原则曾经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争议,我国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确认和体现了这一司法原则,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在我国深入开展司法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一司法原则为我们修改和完善刑事诉讼法,解决刑事诉讼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刑罚目的在刑法学中的体系性位置

刑罚目的问题是刑法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刑罚目的是刑法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与核心,对刑罚论和犯罪论的构建和发展以及刑法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具有深刻的制约和影响意义。因此,重新反思刑罚目的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的地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意义。     

中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中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在刑事诉讼法中存在规定保护的义务主体有缺陷;侧重保护人身安全,却忽视了对证人及其亲属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缺乏实际可操作条款等问题。刑法不但在保护对象上与刑事诉讼法相脱节且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对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应当进行重新构建,尤其是要扩大刑事证人保护的主体、保护的范围和拓展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对涉嫌打击报复证人犯罪又触及其他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择一重罪从重"原则处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比事后保护更重要。建议尽快建立保护证人细化规则体系。     

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

在社会生活中，醉酒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刑法已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醉酒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对醉酒犯罪人归责问题上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处罚醉酒犯罪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为此，通过对醉酒犯罪行为、醉酒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来论证处罚醉酒犯罪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