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人文理性与和谐构建

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从科学发展中获益,主要取决于其在发展科学、利用科学过程中确立人生价值及意义的智慧,即人文理性.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文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只有在宇宙中正确定位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人的"此在"成为"诗意的栖居".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还要调解好与社会的关系,找到其在社会中的位置.人文理性在群体间的关系中表现为对他者的尊重、理解和宽容,体现着群体间询求认同、进行沟通、消解矛盾的智慧.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也需要人文理性的调解才能达到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是个人素质提高的表征,也是实现人文理性的人格保障.     

论农民的生态理性及其培养路径

生态理性是一种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呼应的思维范式,它是在扬弃近代以来的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着眼于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理性,它是农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生态文明发展的理性思维向度。培养农民的生态理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当前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亟须加强的工作,培养路径的思考,应当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广泛分析,同时又应结合农村生产力状况、产业模式、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意识、科学文化素质、生态道德素质等具体层面,进行针对性的剖析。     

理性的历史性与历史的合理性——论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基础问题

对黑格尔哲学史观的讨论，不宜将他的个别断言抽象出来进行所谓重构论证或批判分析，而是必须到他的体系内部把握其哲学史观的基础问题。本文认为，黑格尔哲学史观在他的体系内的根据是理性与历史之间的本质关联，即理性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此外，哲学史在黑格尔体系内的地位可以通过其与宗教史-政治史、与逻辑学的关系得到确切规定，这就是，哲学史作为“能思维的理性”的历史，具有二重性，既是特殊的理性历史，又是普遍的理性历史；哲学史与逻辑学分别表现“能思维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     

以“爱国主义理性”建构“理性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理性不主张空想、空谈，反对情绪的狂热、态度的偏激、思维的狭隘、机械甚至僵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以具体实践为判断标准（实践理性），以内部和谐为支撑，讲求团结，反对口头爱国、狭隘爱国。理性的爱国主义既不是狂热的，也不是消极和麻木的，更不是分裂破坏的。理性的爱国主义在于对爱国主义内涵的理性思考，在于行动与言说的恰当表达，是一个基于利益逻辑的宏观把握。理性爱国主义要有价值理性、批判理性和实践理性。     

巫术、理性与精神病的治疗

巫术作为理性的“他者”，一直遭到理性的压制和排斥，必须打破理性的霸权，打开并思考“他者”的空间，重新表述巫术和理性的复杂关系，而分别以二者为根据的巫术治疗法和心理分析法对精神病治疗的惊人相似也有助于打破理性的神话，发现巫术的意义。     

后现代话语的接受模式及现实困境——以公共政策话语为例

［摘要］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共政策话语不同于现代语境下的公共政策话语，在消解权威，超越理性，打破秩序的同时，建立起“一些人对话”的公共政策话语模式。在这种话语模式下，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地位、言说者与接受者的共同体利益及共同场域都得到确立。但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后现代语境下公共政策话语的接受必然遭遇话语资源难以均衡、话语主体能力差异、话语主体的价值观差异、话语传输渠道的噪声干扰等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分析后现代语境下公共政策话语的接受特点及现实困境，并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提出解决路径，对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推进社会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是科学发展观与统一战线的共性价值理性

“和谐”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但是这一智慧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上升为整个国家的发展观念。和谐是衡量发展的一个公正尺度,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体现;和谐是一种重要而积极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社会摩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谐能为创新提供良好环境,有利于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蕴含着和谐理性,而统一战线与科学发展观在和谐理性方面高度契合,和谐是科学发展观与统一战线共同的价值理性。统一战线就是以人为本做人的工作,就是在承认多样性和多元主体利益的前提下,主张大团结、大联合,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目的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统战工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和谐”理性,需要着重做到“内外和谐”、“前后和谐”、“上下和谐”和“社会和谐”。     

基础设施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价值理性的回归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的集成工具，基础设施的工具理性既弱化又强化了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基础设施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人们就越难对其潜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预估和应对。在一定意义上，有关基础设施的实践会创造出某些不平等的秩序和不确定的未来，但现代政府的治理方案依然倾向于继续修建和使用基础设施。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工具效能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矛盾性，是基础设施工具理性缺陷的重要成因。基础设施的价值理性具有批判功能、规范功能和政治功能，能够在“造物”和“用物”过程中关照人的发展状况和精神目标，为基础设施的修建者和使用者呐喊。从思维、理念、审美和治理技艺等方面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应对基础设施治理危机的重要路径。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目前中国社会诸多不和谐现象的产生、发展与政府公共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政策的主导作用.而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诸多因素决定了政府公共政策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为此,政府应切实转变治国施政的理念,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并对社会生活进行必要的政策干预.     

青少年网络伦理失范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青少年网络伦理失范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桎梏,因此加强网络伦理的理论建设,改变青少年网络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把诚信教育与增强法制观念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科学的网络教育阵地已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分析网络伦理失范的成因,以期为青少年科学合理地利用网络提供一个决策平台。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和谐价值的新拓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价值的新拓展,是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视域上生态思维路径的开启,是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另一种诠释方式,并提供了立足现实的理论特质的指向性。     

科学把握我国新阶层关系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必须坚持深入的理论思考,坚持从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阶层分析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阶层的阶级属性与社会作用、阶层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科学地把握我国的新阶层关系。这对促进新阶层关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共理性、公民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具有和谐的人格、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行为方式,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公共美德、公共能力与公共意识。文章旨在从公共理性的维度,以培育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群体为核心,对公民教育做一政治学的思考。在阐述公共理性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该文认为公共理性对公民教育的价值定位、逻辑思维以及评估具有基础性的规导作用。要实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与功能,就需要以公共理性为指引,积极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和意识文明的培养,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为文明有序、均衡和谐之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     

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和小康社会,一脉相承,互相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种“和谐导向型”改革必须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谐导向型”对公共财政改革也具有若干原则要求。“和谐财政”是“和谐导向型”改革对公共财政改革的具体体现,它通过体制和谐、政策和谐与运行和谐这三方面的建设来实现。     

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通过对罗尔斯的正义论与传统契约论的对比,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实质上是道德契约论,道德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罗尔斯提出的正义观是程序上的正义,即对合法性的探求,是对传统实体正义的突破。建设和谐社会应注重二者的互补性。这对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失范、贫富分化的问题,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借鉴的意义。     

城乡发展的不和谐性及统筹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横向比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教育程度、公共卫生、文化建设等差距明显在扩大。其原因主要有:自然地理、思想文化、人力资本、财政政策、制度、新"剪刀差"等因素。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需构建和谐城乡发展关系,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夯实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平台;从制度环境、金融支撑、要素流动机制等入手,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论科技创新团队和谐文化的构建途径

在团队科技创新过程中，团队文化的作用日益重要。为了充分发挥团队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有必要在其中构建以和谐为中心的团队文化，以不断激发其科技创新的能力。本文从增强创新团队和创新个体的和谐意识；建设团队和谐创新环境；依托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科技创新团队领导的重要作用；创新思路、搭建和谐文化平台五个方面探讨构建团队和谐文化的途径。     

提高执政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本体论”、“认识论”与社会整合

在提高执政能力的意义上,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新二元社会结构的生成,人和自然关系所发生的由工业化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变化,是当下政策主体面对的最基本的政策客体问题;随着政策客体的变化,维系工业化阶段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形式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主体间际性的思维方式在习惯理念和执政模式上应有的与时俱进要求;而对新二元社会条件下社会整合机制的认识,则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要的社会政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