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

知识分子不仅要掌握知识,而且要具有现实关怀和个体超越精神.以此为标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应该诞生在春秋中后期.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来源于士和儒,由武士演变而来的文士只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依托的社会阶层,由旱请雨祭之儒演变而来的教以道艺之师儒则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孕育的职业流品,西周以来礼乐文化的发展以及春秋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动促成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诞生.处于信仰失范和制度创新的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为了宣传文化主张、引导社会舆论、重建政治秩序、树立精神权威,纷纷托古而言"道",以"道"为理论旗帜,以"善道"为价值目标,以"君子谋道"为人格追求,以"乐道忘势"为行为准则,把"道"和"文"联系在一起.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形成的这种卫道立场和原道精神,对秦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也形成了古代文学领域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     

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中的爱情实质及其悖论

屠格涅夫长篇小说中的爱情具有独特的品格,它是社会性的,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它体现了爱情幸福与社会义务的一致性,同时又表现了两者的冲突;另一方面,屠格涅夫赞成小说主人公为了社会义务而"自我改造",但是他又强调了这种"改造"的不可能与反人性。     

庄子的政治思想探析

庄子反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仁义"并非"道德之正",不符合人的自然真性,人的自然真性是素朴的、天然的,不应该予以人为的添加。庄子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和持守这种自然真性,他将持守这种真性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就是一种上达于"道"的能够保全真性、恬淡虚静、逍遥自适的理想人格状态。治理天下也并非"真人"的愿望,如果不得已时,"真人"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无为",最理想的治国之道应该是"在宥天下",而不是儒家之刻意尚为。庄子还以"至德之世"作为"无为"之道的参照,艺术化地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神往,这些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左传》"士有隶子弟"献疑

关于<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一事,前人的认识值得商榷.首先,<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属于"士有朋友"的范畴,应该是指"士"在自身家族成员之外有被隶如子弟的僚佐;其次,不但"士有隶子弟",即便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也有"隶子弟",只不过形式上与"士有隶子弟"有所区别;再次,"委质"与"策死"乃是形成"士有隶子弟"这一人际关系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后,"士有隶子弟"可能包含隶如子与隶如弟两种隶属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内容上有所不同.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格调对神韵的兼容——从《清诗别裁集》选王士祺诗看沈德潜的"格调说"

清代,中国古代诗学四大流别呈现相互接纳、融会的特点.沈德潜的"格调说"充分吸收了王士祺"神韵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这是因为古淡清远这一美学风范与文人阶层的理想和品格大体一致.另外,从艺术的表达方式上看,"格调"和"神韵"都追求不切,也就是不落实处.这种艺术表达方式,正可以沟通古淡清远和阔大朗健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美学风貌.当然,沈德潜的"格调说"在融会"神韵说"的基础上,也坚持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在题材上选择上,沈德潜的"格调说"坚持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虽然以诗作入选取数量的方式,肯定了"神韵说"倡导者王士祺诗坛盟主的地位,但他却不顾王士祺对五绝的偏好,大量地选取了王士祺创作的七绝,因为七绝这一体式与现实人生的关联更紧密.这样,沈德潜就以巧妙的方式把"神韵"王士祺改造成了"格调"王士祺.     

夕阳天地他最红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了什么,不应当看他取得了什么"。伍进灯老师就是一个不计较"取得",只讲究"贡献"的人。他1935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后被分配到地处偏僻山区的德兴中学,在高中部担任地理教师。他全身心地钻研教学业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今,他     

从"上善若水"看老子的处世哲学

老子以"水"喻善,并从"道"与"德"的关系阐述水的品格,进而论述圣人的德性,体现了老 子的处世哲学。本文对他的这一思想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其处世哲学的根本主旨。     

论戏曲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儒林外史》描写戏曲演出活动的目的 ,或是为了营造一个真实的环境 ,或是由此来刻划人物的性格。优伶鲍文卿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之一 ,作者塑造此形象的目的是将他与一些儒士作对比 ,从而突出读书人的行己无耻。“虽云长篇 ,颇同短制”是《儒林外史》最有特色的结构 ,然而此结构并非独创 ,是对《四声猿》之类的明清杂剧的仿照。《儒林外史》常以人物命运与行为的突转来增强讽刺效果 ,这显然是运用了戏剧性的表现手法     

也论黄宾虹的"道咸中兴"说

清代道、咸时期的书法、篆刻成就虽对花鸟画影响较大,但黄宾虹所倡的山水画因“金石学发明”而中兴之说,则可思而不可泥。有论者支持“道咸中兴”说,并提出了三个理论要点,其中对黄氏的民学观,道咸经世实学,公羊学与画学中兴的见解,均有可商之处。黄宾虹之所以坚持此论,当出于四个原因:是对“五四”否定文人画的思潮而发,且具有总结此后“美术革命”经验教训的意义;源于“国粹”意识,是对绘画民族性的体认;是黄氏植根绘画史实,糅合多种地方文化的观念之体现;寄寓了借古开今、立足创造的意愿。不是道、咸金石学家,而只是黄宾虹,才真正超迈古人,实现了山水画的中兴。     

李二曲心性修养思想评析

李二曲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李二曲＂为学次第＂的实修工夫与其在一定的工夫修养阶段的亲身体证和存养息息相关。二曲在中年时期实现了其治学路径的转变：＂鞭辟著里＂,由此而明性见道;二曲中后期的治学路径基本上是以鞭辟著里之功为主要导向的,他学贵敦本,由静坐而知过,由知过而悔过,再由悔过而改过,从而由改过而自新。这显示了二曲治学一味向里的学术特色;二曲倡导＂经纶参赞＂,认为应倡＂明体适用＂的经世实用思想,他主张有志于用世者应从明体类与适用类书目入手,按读书次第来做入门之功,及至中晚年后,则侧重于实证明体之功;二曲思想发展的历程所经历的最高圆融之境是＂虚静光明,超然罔滞＂。二曲认为人思想极诣的实现需要＂化＂功达致＂无声无臭＂之境时才能进一步实现,此时人人皆可为完人、圣人。     

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格精神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之所以拥有这种人格精神,实与他沟通了必然之"命"与当然之"理"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文天祥的一生,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也是知"道"循"道"卫"道"的楷模。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家的文天祥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以理论的探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儒学之基本价值,从而耸立起一座儒家人格精神的历史丰碑,让世人在敬仰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锤炼。     

振叶寻根 直指词心——评《倦驼庵稼轩词说》

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是一部很重要的研究稼轩词的论著。这是作者自己词作创作经验和宋词鉴赏方法的结晶。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重点分析了《稼轩词》主旨美:"诚"和"高致"。这个"诚"就是辛弃疾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和生命热望;"高致"则是作者心胸精神的自然流露。二是分析稼轩词艺术美:灵动妙悟,注重词汇、句式和词义之间的圆融和谐。三是他为读者欣赏阅读稼轩词指出方法:尚友词人,了解词人文化背景。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冲天”一怒为哪般？——从柳永的浪子行迹看其自我理性的缺失

"浪子"是北宋词人柳永的身份标识之一。这一标识不仅使柳永迟迟不能得第,而且为其日后的仕进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考察发端于《鹤冲天》一词的浪子行迹和由失意士子到无行浪子的过程,柳永自我理性的缺失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大致来看,柳永自我理性的缺失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对"功名"的讥刺超出了"怨而不怒"的儒家规范;没有看重统治者对于士子的修身要求;对封建士大夫所标榜的雅文化缺乏自觉意识;没有参透朝廷逸乐政策的玄机。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即以佛道解道、性;与认识论上的内涵,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     

费密的"道统、道脉"说

费密通过对程朱道统论的反思和批判 ,提出了他的“中实之道”传承的两条途径 :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称为“道统” ,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称为“道脉”。道统是“中实之道”传承的主线 ,道脉是辅线。因此 ,在中实之道的传承上 ,费密表现出了“尊势”的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