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朝词客北朝臣——论金代初期仕金宋人的贰臣心态与人格特征

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代汉族士人经济来源辨析

经济来源是社会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金代百余年间,虽然政局时有变化,但是金朝政府对出仕或在学的汉族士人一直给予了比较优厚的物质待遇,一些居家的汉族士人也通过购置土地、隐居课徒等方式获得了相对富足的生活。     

“谎言”中的“谎言”——从文学语言角度思考文学

在传统观念上 ,语言是作为文学的媒介被论及的 ,文学仅在虚构意义上区别于现实真实 ,因此文学被称为“谎言”。而 2 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 ,语言所具有的本体地位 ,使语言成为“文学性”命题的全部问题 ,但由于语言的修辞性或语言自身能指与所指的分裂造成的语言所对应意义的被遮蔽 ,语言因此被一些美学家称为“谎言” ;中国诗论上的“言不尽意”在某种层面上与此种意义上的“谎言”不谋而合。本文将两种“谎言”的不同指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以期对文学语言、文学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夏变夷”思想与治理东北边疆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更好地解决民族矛盾和边疆问题,往往都从“用夏变夷”思想中汲取各自所需要的内容。贯彻“用夏变夷”思想,则是各政权在处理东北边疆问题时的最佳选择。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贯彻“用夏变夷”思想的原因和目的并不相同。贯彻“用夏变夷”思想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加快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步伐,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     

试论沙陀政权后唐的兴起

沙陀是曾活动于新疆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部族;沙陀政权后唐,国祚虽短,但从一开始就被汉族士人认同并接受;对后唐兴起的探讨,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融合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五胡政权中汉族士大夫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除少数几个边远政权以外,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汉族土大夫的招揽和任用。如慕容廆为求辅于汉士人高瞻而亲自屈尊拜见,并“数临候之”;拓跋硅对汉士人“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石勒甚至为汉族士大夫专门设置了“君子营”。在胡族统治者极力招揽的同时,大批汉族土大夫或出于在中原大乱的困境中寻求庇护,或企望投靠少数族统治者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或迫于少数族统治者的强力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北魏道武帝时期的汉族士人

北魏道武帝取代后燕统治中原之后,引用了一批汉族士人进入政权.从汉族士人的仕宦情况来看,尽管北魏政府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有了初步的制度建设,但其基本架构却是以实现和维护代北集团的利益为宗旨,北族传统的政治模式在制度建设中势必居主要地位.尽管在吸收汉族士人方面北魏君主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但以文化见长的汉儒实际上缺乏发挥其才能、提升其地位的空间.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试论清初东北流人诗

清初东北流人诗,是在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镇压和流放的政策中产生的。从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到康熙死去的八十年;是清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并从精神上打击反抗的意识,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打击相结合的两面政策。在大开科举考试,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的同时,对敢于反抗的汉族知识分子施行严厉的镇压。清初八十年,连年而起的科场案、江南奏销案、浙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个人化写作与“另类”小说的困惑

“另类”的流行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诸如“另类女人”、“另类形象”、“另类姿态”、“另类科学”等等 ,不一而足。追本穷源的话 ,这些盖源于“另类”小说。所谓另类小说 ,特指一批 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创作的小说 ,这一新群体被不同媒介称为“另类”、“七十年代以后”、“文学新人类”、“新新人类”、“个人化写作”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嬗变 ,文艺观念与文学发展态势也迅捷变化 ,个人的情感体验 ,个体的心理意识在文艺创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凸现出来。在个体智慧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大背景下 ,一些 70年代出生的…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强化“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学寻“根”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某种稳定性和继承性,但它又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对于文学中这种继承和革新的现象,我国古代文论把它称为“通变”,认为文学只有不断变化才能传之久远,善于继承才能丰富多彩。即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     

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

当今的所谓“世界文学”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文学被西方的“他者”进行“编码”后，便常常被加以扭曲或变形地理解。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从而也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家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通过对“他者编码”的具体分析而采取一种开放的、适合本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文化策略。     

苻坚“崇尚文教”与前秦败亡之原因

前秦政权在苻坚统治时期,兴办学校、弘扬儒教、施行“仁义德治”。此举促成前秦政权的兴盛,统一了北方,而又为其后的败亡埋下了祸因。史书记载,苻坚自小对汉文化颇感兴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位后,在王猛等汉族士人的辅助之下,更是将“仁义德治”推向了一个极致。《晋书》史臣曰:苻坚“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卷114)能得到怀有民族偏见的正统史家的如此赞许,苻坚所施行的“崇尚文教”与“仁义德治”的措施必有其独到之处。兹述略如下:1.广开庠序之美,弘扬儒教之风从即位初始,苻坚便对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倾…     

评高人雄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晋政权南迁至隋统一天下260余年间,中国大地政出多门。以北方地区论,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建立者除汉族外,更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些政权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学界于此期民族文学之研究,迄今却甚为薄弱。言北朝文学,多以数位汉族作家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