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与天足会

缠足陋俗"万国皆无,中国独有",严重摧残着妇女的身心健康.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和传教士作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宣传和推动不缠足运动,切实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仅发表了许多反缠足的言论,并对天足会的活动进行了介绍和声援,从而对近代不缠足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社会习俗的变革

一 中国进入近代以前,封建社会的“上古遗风”笼罩着中国并反映着中国社会的风貌。社会习俗中礼仪制度、婚丧嫁娶、宗教迷信的观念、程序、方式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是奴婢娼妾、缠足阉割、盗赌殴嫖等恶习中包含着何等程度的残酷、迂腐和野蛮,却不能普遍受到国人的憎恨和诅咒。这些习俗一直延袭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中国步入近代以后,才有人开始认识之熟视无睹的弊习陋俗,有人开始去碰这凝滞、沉重而又年长的旧俗,它随之开始摆动,开始摇撼。 进入二十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于民族危亡的阵痛中再次醒悟,他们认为“时势变迁,人情移易,古法虽精,恐不合于今世,况未必能垂之久远而无弊也”。他们批判旧制,背逆传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习俗变化的基础上,又一次向旧习俗挑战,主张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反迷信、禁吸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与分离

鸦片战争后的复杂局势使得中国人对传教士与鸦片陋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误解.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的根本利益,努力摆脱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传教士的言论与行动表明了他们对鸦片贸易与鸦片吸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国人对传教士的看法,而且为此后传教士大规模开展和推动禁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更迭在人的精神发展历程中的定位

近代中国为摆脱愚昧、救亡图存及改变积弱积贫状态,使陋俗文化发生了渐次变化。伴随着陋俗文化的变革人的精神也得到相应进化。只有将近代陋俗文化的变化置于人类精神进化的长河中考察,才能发现其真谛。在历史的轴心时代,人类相对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开始强调人类本身的重要,从而获得人类整体的相对自由,创造了旨在践履人的片面义务的传统人伦文化。传统人伦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衰败则迎来了人类精神的再次进化。近代陋俗文化嬗变并非特定时期内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精神进化的目标紧密相联,是人类精神进化历程中一个阶段性主旨,也是再次实现人的自身觉醒和人的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以《印支搜闻》为中心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 ,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印支搜闻》即是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最早的外文期刊。这些报刊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以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均起到重要作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曾先后传入过中国，来华传教士又以天主教和新教居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中国，传教规模迅速扩大。基督教许多教派都派遣传教士到湘组织差会，许多差会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传教士的这些活动给近代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有别于古代文化的色彩，而传教士的到来引发的多起教案也成为社会各界十分注目的事件。一、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到的抵制基督教所受到的抵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连绵不断发生的教案。教案是指中国民众聚集起来，打砸、…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参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史中,教育活动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考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发生的影响,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中国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一自欧亚航路开辟以来,商贾教徒,联袂东向,西教、西学渐入中国。清初因严格禁教,陆续东来的西方教士,大都集中于南洋一带,少数人潜入中国内地活动,但影响极为有限。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士凭借特权迅速扩大其对中国的活动,由沿海而内地渐次渗透。他们在华的办学活动,随之拉开序幕。     

《万国公报》反鸦片言论特点刍议

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利益,坚决反对鸦片吸食和鸦片贸易。《万国公报》的反鸦片言论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些言论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     

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

近代伊始,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所兴办的女子教育,首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它倡导天赋人权和男女平等观念,培养了第一代新式知识女性和妇女运动骨干,推动了中国女界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因而在妇女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刊载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新教传教士主要把中国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籍此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对中国小说的态度带有很实际的传教的意义,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他们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     

明清之际伦理学三问题的儒耶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晚明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伦理学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爱上帝之心爱人、要爱你的仇敌等观念带到中国,促进了有新思想的中国哲人对尊卑贵贱等级名分是否合理、等差之爱局限性何在、为什么对恶人也要宽容甚至还要爱仇敌等问题的思考,并就这三个问题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对话使中西伦理学的异同得以呈现,显示出两者在相通之处的微妙区别,在表面上的相异之处又有某种深层次的相通,从而促进了相互理解。中国哲人以多元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借鉴西学,汲取墨学,改造儒学,综合创新,从而推进了中国伦理学的新发展。     

向边疆布道:中华国内布道会史初探

中华国内布道会源于1918年8月中外基督徒在庐山举行的一次灵修会,七位著名华人信徒提议向云南宣教,先于1919年4月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之部",后于1920年7月改称"中华国内布道会"。该会先后在云南、黑龙江、蒙古、四川会理开辟教区。该会开启了华人信徒边疆布道的先河,也是当时本色教会运动的一部分,女基督徒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传教士、海难与跨文化接触：1583年海南岛飘风事件分析

1583年夏季,一艘载着一支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团体的帆船由马尼拉前往越南。在当地停留一段时间后,因为未能达到传教的目的而被迫返航。途中遭遇风暴,飘抵海南岛昌化县附近洋面。传教士上岸后被明朝兵丁捕获,幷被辗转押送各地,前后羁留在华南地区长达3个月之久,最后在9月中旬被遣返至澳门。借助记录这次飘风事件的数份西班牙文传教士资料,能够重建这段事件史,幷进而考察16世纪南中国海地区的传教航行、海难与跨文化接触之间的关系。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判——以《万国公报》为舆论中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到清代以后,已完全腐朽。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为主要阵地,围绕考试内容、文体、目的、后果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批判的官辞激烈程度、系统性、深刻性超过了当时中国开明士大夫;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教育及其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但是,西教士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及其整个科举制度,在这点上,则只能由中国开明官员和思想家提出并完成。当科举制度废除后,西教士既非常赞成,又批评新学堂与科举制度藕断丝连。     

家产制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马克斯·韦伯笔下的中国“家产制”浅析

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一直是诸多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萌而不发、未能兴起的原因,马克斯·韦伯曾经作过全面的讨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还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都是他探寻这一命题的角度。论文试图在制度层面,从中国式的“家产制”出发,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探讨“家产制”的传统型统治对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基本影响,进而揭示家产制对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阻力。     

明末清初的岭南佛寺与中外交通——以广州光孝寺和韶州南华寺为中心

明末清初的近百年间,即16—17世纪,乃西方所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势力抵达中国南部沿海,紧随其后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从而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交往与冲突的序幕。明季伊始,"西洋"逐渐代替"西域"成为中西交通的主体,南海道上,来自欧罗巴的"西洋"人逐渐取代来自印度、阿拉伯的"西域"人而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对手,维持了千余年的朝贡贸易体系开始遭到西方契约贸易体系的不断撞击。岭南佛教寺院在这场"西风变换"的转折时期,扮演了某种微妙的角色:最初来华的传教士被广东地方官员视为出家僧人而安置于寺院之中;而来穗贸易、朝贡的西方商贾和使臣,虽与宗教或僧人无涉,也往往被安置于佛寺之中。这一有趣现象,反映了岭南海峤之地在中外交通中的特殊地位、朝廷对外交通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地方官员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种种因缘巧合,遂使唐宋以后本已淡出中西交通主流的岭南佛寺再次成为对外交往的前沿,成为广东地方官员与来华洋人交往、周旋的中介和缓冲,见证了一系列中西交通的历史事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有案可稽却又不太引人注目的精彩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