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角色转换与宋末元初词的新变

从南宋后期开始,词人的身份、角色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歌者、文士、志士、谒客转到隐士,凸现了隐士这一词人群体的独特生存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反映在词作、记录在词史上的便是一种独特的审美风貌。宋末元初词新质的生成与词人的隐士身份角色有着深层而广泛的内在联系,着眼于词人的隐士身份角色,来探讨当时词中抒情人物形象的构建、创作实践的意义和词作风格的形成,或许更能为之找到内在的逻辑依据。     

美国文学史:建构民族身份的文化史

文章通过分析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文学史,论述美国文学史作为一种国家叙事,参与并反映了美国民族身份和文化特性的建构过程.美国文学史家将文学主体意识构建往往等同于民族主体意识建构.通过对美国民族起源、民族身份和美国文学的界定,通过不同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这三部文学史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格,强化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表现美利坚民族不断变化的整体形象.     

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

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续)——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皇甫文备墓志》看武周酷吏政治

皇甫文备一生见证了武周王朝的起伏兴衰,与当时的酷吏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仕宦履历清晰印证了武周政权不断调整酷吏政策的历史脉络。酷吏阶层的出现,反映出在中国封建社会演进过程中身份等级因素的深刻影响。酷吏是封建时代帝王权术极端发挥的曲折反映,更是中国古代人治社会政治规则的必然产物。     

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     

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元身份"作为一种以自我认知为起点的符号载体,包含着主体间的"爱""法律"及"价值"等承认形式,由此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奠定了共同体不同层面的关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国民"作为一种元身份的基础上,伴着"国民"身份与"子民"身份之间的斗争、妥协及其变异,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关系,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在国家主导的身份实践中,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交换过程,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政治与道德获得了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只有当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其主体性才能够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清代文言小说“破家”母题研究——由《聊斋志异》管窥清初文人对婚姻制度的反思与突围

《聊斋志异》描写了人们抛弃世俗婚姻的多种原因:或因对黑暗社会的彻底绝望;或因对女性通奸、改嫁等行为的痛恨;或因男性因"好色"而悟道修行;或因仙人侠客等身份而唾弃婚姻。"破家"母题中的男女虽断绝了夫妇之伦,却又接受孝亲抚子的家庭义务。由于传统乡族社会尚无法为单身生活提供足够的伦理支撑,道佛文化成为人们消解婚姻及抗拒儒家家庭观念的主要思想资源。清初此类小说作品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婚姻制度的反思乃至抗拒,并揭示了"破家"行为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及伦理原因。     

小私有制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诸阶段

在探讨东北古代各族社会陛质中,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我们经常遇到一个争论难解的问题。即当时主要生产者的身份地位问题,及它所反映的所有制的性质问题。在这问题上引起争论的,并非各人使用史料的差异,而是大家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例如在讨论高句丽社会性质时,引起争论最大的,是当时所谓“民”或“下户”的问题。对于“民”或“下户”占当时人口多数,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意见比较一致,但对他     

试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反权力话语性质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历史剧之一,其中隐含着一股反抗权力话语、抵制官方历史、反对体裁权威的精神.从福斯塔夫与其他历史主人公在身份、话语上的对比,以及由这个人物所形成的喜剧情境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上,可以见出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反抗权力话语、挑战体裁权威的叛逆精神,以及对这一切对所做的艺术性的反抗与嘲弄.     

民权运动初期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阳光下的葡萄干》的主题探析

身份认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是学者们关注的要点之一,而在非裔美国文学中,身份认同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作家们刻意描写的或是评论家们努力挖掘的常常都与自我探寻、身份建构有关。非裔美国女剧作家洛琳·汉丝贝莉的经典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反映了民权运动初期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观念及其行为取向,体现在作为美国人而向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回归本源的非洲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待本族群“根源”的态度取向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行为。人们根据时代、社会背景和自身的社会定位来做出必要的取舍,实现自我。     

清朝发遣三姓等地赏奴述略

将发遣人犯赏与披甲为奴,做为清朝的一条刑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本文依据辽宁省档案馆藏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简称三姓档——笔者)和有关文献,拟从清朝发遣三姓等地赏奴的历史渊源、赏奴的身份和来源、赏奴的社会地位以及赏奴的反抗斗争等方面,试作初步述论。     

重塑国民：中华民国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元身份问题

以“元身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获悉社会共同体重构的规律性认识。在近代中国,伴随着“重塑国民”的元身份变革,社会共同体进入了反反复复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国民”身份重塑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围绕着不同的元身份展开激烈的争夺,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和对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不可能脱离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界定,现代国家加强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从而构建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当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围绕着元身份产生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论《大闪蝶·尤金尼亚》中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英国当代作家A.S.拜厄特在《大闪蝶·尤金尼亚》中探索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问题。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由经济焦虑、社会地位焦虑和理想焦虑三个方面构成。经济焦虑是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基础,表达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知识分子阶层经济物质层面的生活特征;社会地位焦虑是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核心,反映出英国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文化层面的真实面貌;而理想焦虑是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关键,透视出英国知识分子阶层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之间的尴尬的生存状态。     

十世班禅四次拉卜楞之行及其历史意义

班禅系统与保持着具有坚实政治基础的传统友好关系。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大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以藏传佛教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应邀或受中央委托先后四次前往拉卜楞进行针对性的宗教活动和工作视察,对于当时以拉卜楞为核心的甘肃甘南乃至邻周川青两省藏区的政权建设、社会稳定及民族宗教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古时代印度的死亡观新探

《梨俱吠陀》是上古时代印度最重要的宗教经典之一,其诗文内容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真实面貌。尽管其中包含着大量神话性的内容,但只要对其内容进行理性地分析,还是能解读出大量上古时代印度社会文化的信息。《梨俱吠陀》中蕴含着大量与死亡相关的诗文,其背后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及宗教对死亡的看法带有萨满教、祭祀仪式及非道德判断三大因素。     

浅议商代社会的奴隶——兼谈殉人和人牲的社会身份

<正> 商代是奴隶社会,但对于当时的奴隶这个阶层还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到底哪些人是奴隶,很有辨析的必要。下面结合殉人和人牲的社会身份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一、“众”和“众人”不是奴隶从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对商代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关于卜辞中“众”与“众人”的社会身份也出现了五六种说法,其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说”在古史研究中颇具影     

从《关雎》接受史看《牡丹亭》的时代意义

<正> 在汤显祖《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全部爱情及其与柳梦梅的全部生死悲欢,都是由阅读《诗经·关雎》引发出来的。对《关雎》的接受,无疑是《牡丹亭》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杜丽娘对《关雎》的理解,是对传统理解视界的一种突破。这不仅反映了杜丽娘一类女子被压抑的人性的觉醒,也反映了《关雎》一类情诗被扭曲的艺术本性的复归,是当时社会文化精神变迁的一个投影。因此,笔者把这种理解作为考察《牡丹亭》时代意义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