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岳阳川芎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

民俗,是古代社会风情的“活化石”。岳阳等地民间茶俗中的川芎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有着明显的联系。屈原作品中的香木“江离”,就是“川芎”;而屈原作品中的“椒”,似乎就是“茶椒子”。此茶俗在长江中游两岸,似只有岳阳等地才有。是屈原流放江南期间,晚年寓居此地,喝惯了这些茶,便把它们写入了诗中;还是岳阳一带人民,为纪念屈原而把其喜爱并写入诗中的香木加入茶中,久饮而成习的呢？似都可以作为《离骚》等作品作于此地或其附近的佐证。     

屈原与现实主义

屈原是作为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家而著名的。但屈原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作品中真实地描绘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与人物,他的作品是浸透着爱国精神的宏伟的楚国历史画卷。一怀王在位三十年,屈原的创作正处于旺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前期。屈原在顷襄王时期生活了约二十一年,也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个时期我们称为创作后期。屈原在前期和后期都写作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但主要写作于后期。“九歌”中有两篇现实主义的诗作。《礼魂》一篇虽是送神曲,但“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则是如实地描绘巫女在鼓声中递花、唱歌的热闹场面。《国殇》一篇尽管     

“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

“卜居”“渔父”两篇都是起首一句就说“屈原既放”,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旁观者的口吻,叙述屈原和人相问答的作品,使人读了觉得这不象是屈原所作,疑是他人伪托。王逸《章句》“卜居叙”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这里,王逸完全肯定“卜居”是屈原所作了。但是他     

论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兼论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可谓古今一也。这是据人称以辨古代作品真伪时,应当注意的。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写而否定其真,虽似极有道理,却实非缜密,经不起推敲。从自我称扬这一角度切入,《招魂》必为招君王之魂说难以成立,而屈原完全可以称自己为“贞臣”。     

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

《文心雕龙·辩骚》在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时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南北朝以后的各时代中,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营养者代不乏人,中唐的刘禹锡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从其内在精神或是就其辞章文采来看,刘禹锡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巨大启迪与影响,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者。     

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

关于屈原自沉的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研究屈原沉江的逻辑起点应是研究屈原自沉的动机及其意义。“赐死说”根据不足 ;“殉国说”是特殊时代的“古为今用” ;“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对主体认知不够 ;而“洁身”、“殉道”、“泄愤” ,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 ,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解决古代断代问题的钥匙——读《中华传统天文历术》

我是研究屈原作品的,很关心屈原的生卒年问题.屈原的生卒年史书上没有记载,幸而他留下了不少可“与日月齐光”的诗篇,其卒年我们可根据他晚期作品所透露的信息来考定,相信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可是有关屈原的生年月日,唯一的资料仅有《离骚》中一句话:“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涉及到一门专门学问:古天文历术.若不通晓这门知识,要对这句话作出正确的阐释并进行精确的推算,实在是困难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东汉直到现在将近两千年的学术界,对屈原的出生年月可谓异说纷纭,叫人不知相信哪家好.     

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

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楚辞是以屈原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所以,研究楚辞,必须首先研究屈原.郭沫若说过:“它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研究》)     

屈原作品“沅湘”一词考释兼说《怀沙》与《离骚》的创作地点

学术界传统说法认为屈原作品中“沅湘”一词指的是沅水和湘水。而作者认为“沅湘”这一地名,不是指沅水和湘水,而是指屈原的被放地江湘会流处一带。屈原正是在这里创作了《怀沙》与《离骚》。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九歌》与汨罗民俗“打倡”

“打倡”是南楚地域一项非常古老的民间请神巫术,由当地法师（即巫师）设坛开祭,其仪典热烈,观者如云,神情虔诚。所请之神众多,有天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司命,地祇湘水童神,人神刘三总管等。屈原在朝为三闾大夫,主管楚王室宗庙祭祀,娴熟此类祭典。流放南郢之邑,特别是到了汨罗后,见楚人“打倡”请神之仪典,“其词鄙陋”,其舞“亵慢淫荒”,便在当地法师的支持下,收集整理而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九歌》。当地法师感恩屈原,在后来的请神中,增加了请屈原神之程序,一直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九歌》的原始素材是巫歌而不是民歌。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上）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谲怪之一篇,全诗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字,完全以问句之形式写成。内容白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到历史人事,包罗万象,思想性颇高。后世学者、评家,或认为它是“问卜型文学”。或认为是一种“传承史诗”、“瞽史之歌”、“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等等,甚至有人不认同其为屈原所作,或不以为是文学作品。即便为文学作品,而其文学价值,在《楚辞》中亦为最低云云,可谓仁智互见,莫衷一是。实际上,《天问》为伟大之文学创作,亦是旷古绝今之第一等奇文,无庸置疑。而其写作技巧,更见手法高超,匠心独运。其中甚至以“参差”、“倒装”、“变换”、“省笔”、“错综”、“互文”等六种文句变化之技巧,验证屈原如何心营意造,力求文句变化生辉。此外,屈原确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有“惟圣人能尽文之妙”（黄侃《文心雎龙札记》）之修辞功力。乃在“技巧”方面,《天问》的修辞艺术归纳有“设疑法”、“层递法”、“错综法”、“讽托法”、“虚实法”、“引用法”、“借代法”、“排比法”、“对偶法”、“映衬法”、“对比法”、“重现法”等十二项。另外还有“比拟法”、“倒置法”、“转品法”、“比喻法”、“双关法”等数项修辞技巧,这足以证明屈原确拥有卓异不凡之才情,《天问》的确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清刘献庭《离骚经讲录》）,而屈原被赞评为“千古诗神”,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一篇政治改革家失败的自白书--《离骚》的一种文化解读

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发现,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更可贵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代表作<离骚>实质上是一篇政治改革失败的自白书,旨在总结楚国行将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和后人作一历史性交代.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