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著述考略

晁补之,字无咎,山东巨野人,是宋代文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才力宽绰”,诗、词、文兼擅。苏轼尝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宋史·晁补之传》)。他的词能踵武东坡,而自成一家,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他的词“堂庑颇大”,开南宋稼轩词。翁方纲曾在《石洲诗话》卷三中赞誉晁补之的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孟子》一书“以”字句型之研究——兼论“以”字词类之归属

“以”字在《说文解字》中,只列一个讲法:“用也”。 到了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就列了八种讲法。(见“以”字条) 到了今人杨树达氏之《词诠》则开列二十二种讲法。(见《词诠》以字条)横跨名词、代词、动词、指示形容词、副词、连词、介词一身而兼七大词类。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观察,真正对     

文化享乐:宋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动因

宋代审美文化的勃兴，主要归因于宋代社会普遍形成的文化享乐氛围。宋代在军事上积贫积弱、屡遭挫折，遂由外向进取转为内防变乱；宋代佛教道教日益世俗化、享乐化，不再神圣不可高攀；而宋明理学则过于重心性内省及自我修身。这林林总总的一切，在客观上导致了对道统理想“内圣外王”中“外王”部分的阉割，从而使人们的操作欲望，由唐代雄浑大气的金戈铁马转变到宋代绵软细腻的舞文弄墨之类的文化享乐上来。宋代词文、书法、绘画、园林、说话及舞蹈等文艺式样的兴盛，正是宋人逃避“外王”挫折，沉迷于文化享乐的结果。     

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

王安石是宋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九百年来褒贬不一。王安石具有既不同于汉唐诸儒又不同于程朱宋儒的经学观,是宋代不可忽视的一位经学大家;同时,王安石以一首《桂枝香》横亘宋代词坛,单片成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关照其词学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王安石。     

谈河南滑县发现北宋的漏泽园

一、小序 《宋史·食货志·振恤》中记载:“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宋之为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史》的这段话,包含了许多具体内容,并在《振恤》中一一列举出来,证明宋代“振贫恤患”之策,较之前代更加重视,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     

近代汉语代词“这等”的历史嬗变

“这等”是近代汉语中在宋代出现的一个代词.从《错斩崔宁》、《忠义水浒全传》到《型世言》及《儿女英雄传》,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等”一词发展衍化的脉络：滥觞于话本的“这等”,仍然保留在文人的书面语中,如《忠义水浒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但高峰之后,也就辉煌不再,从清末开始,它就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宋科举科目考（上）

宋科举科目考（上）赵民乐科举制的科目，唐代有一百多科，到明清基本集中于进士一科。变化非常之大。这种变化主要集中于宋代。可惜的是，元人修《宋史》在《宋史·选举志》六卷中有二：卷为“科目”，却颠倒混淆，详略不当，对各科目及其演变因革，语焉不详。兹按科目的...     

论《马氏文通》的“词”

《马氏文通》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它开创了汉语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本文拟从“词”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文通》里的“词”(sentenceelements)、探讨马建忠的语法思想。一般来说,句子成分是组成句子的构件,确定句子成分则是句法分析的重要步骤。《文通》的词相当于今天的句子成分。它共有九种,即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前词和后词。《文通》卷十“句读论”中,只讨论了起词、语词、止词和转词等四种句子成分。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刘复生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糜州的范围之内，《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它三面均与...     

对柳永生平考证中一些问题的质疑

柳永是北宋初期的著名词人,是开有宋一代词风的大家,他的歌词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惜《宋史》无传,对其家世生平知之不多,能见到的仅是一些地方志书和宋人笔记中的零星记载,且传闻异词,互有抵牾,为研究宋词带来不少困难。近三十年来,经学者们的探索、考证,对他的家庭身世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诸如唐圭璋先生的《柳永事迹新证》、高熙曾先生的《柳永遗事考辨》、吴熊和先生的《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生平仕履》、罗慷烈先生的《柳永词考辨     

论黄裳的词学思想——兼论其对中国古代词学观念之影响

黄裳《书乐章集后》是宋人中唯一为柳永词集所写之《跋》，该《跋》高度评价柳词歌咏“太平气象”的“词史”价值，提出“词人盛世之黼藻”的词学功能观，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杜诗柳词”相提并论。黄氏所作之《演山居士新词序》“以词附诗”、“以诗衡词”，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词的创作与《诗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词序。此二篇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序跋，沾丐后人甚多，其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贡献难以漠视。然目前似未引起词学理论界应有的足够重视。故有拂去覆盖在黄裳身上的历史尘埃，还原黄氏原作价值之必要。     

对唐宋词的立体观照——评《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同志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是当前词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它的开拓性,主要在于提供了对唐宋词立体观照的一种新范式。自宋以来,词学研究可分“词史之学”、“批评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声调之学”等门类。(参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载《词学季刊》1卷4号)《论稿》基本属于“批评之学”。而“批评之学”自宋代至清末民初,大都详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论述而略于词作的思想价值之分析,又着重于     

“老来曾识渊明”——辛弃疾学陶浅说

宋代文人自苏轼以来,和陶、拟陶,蔚成风气。苏轼不仅有多达百首的和陶诗,而且以词隐括、化用陶诗,这直接影响了南宋词坛。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闲居江西上饶和铅山期间,也酷爱晋末诗人陶渊明。他曾经“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序);还常常“细和陶诗”,聊以解怀。辛弃疾拉杂引用陶涛的词,有五十首左右,这远远胜过他驱遣其他任何一个诗人,如庄、屈、李、杜的典故。辛弃疾是一位“金戈铁马”的英雄,他的词以“悲壮激烈”(《宋史·本传》)著称。辛弃疾学陶、引陶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宋杨栋不是眉州青城人

《宋史·杨栋传》载:“杨栋字元极,眉州青城人”。这条记载有错,兹分下面几点论述之。一、宋代眉州无青城县。《宋史·地理志五》眉州条:眉州所统县四、为眉山(隋通义县,太平兴国初改)、彭山、丹棱、青神。无青城县。《续通典》《州郡八》:眉州县四:眉山、彭山、丹棱、青神。也无青城县。说杨栋是眉州青城人是错误的。     

朱熹诗评的审美趣味

朱熹是宋代理学(亦称道学)的集大成者。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宋史·道学三》)或授徒讲学,宣扬义理性命之学。他力主人们讲求义理而不学诗文,     

姑溪居士杂考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著有《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凡七十卷,他是苏轼门人之一,苏轼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之句,谓读其诗,使人顿悟。其词亦工,尤长小令,清婉峭蒨,不减秦观。《宋史》本传(卷三四四)谓其“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味。”这样一位诗、词、文皆佳的苏轼门人,《宋史》仅有一百一十二字的小传,又     

关于“词”的名称与定义的重新审视与界说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后起的文学体裁,作为“一代文学”的典范形式,“词”和“宋词”的概念已在宋代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词学”和“词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它发生、发展、繁盛、衰落的演变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的体裁名称是变动不居的,它的内涵性质也是确定的。尤其是象“词”这种文学体裁,不仅是在中国古代诗歌长河中流淌了干余年后新分溢出的一个支流,而且更经历了一个由综合艺术中独立出来而回归诗歌长河的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历程。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词”的名称尤其     

苏轼文艺思想简论

苏轼是宋代多才多艺的大作家,其诗、词、散文、书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宋史本传》)同时,苏轼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当代学者研究苏武的文艺思想,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①这里,本人也想略陈浅见,望专家读者指正。     

《宋史》校勘札记

《宋史》校勘札记李之亮《宋史》是清正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史。７０年代初，众多专家学人对此书进行标点校勘，引征宏博，匡误良多，可谓功绩卓然。然技书是一件颇为费功的慎密事，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现问题。笔者因撰《宋代地方官年表》，不得不检阅大量有关宋代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