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事诗题材论析

宋夏战事诗是宋诗中的奇葩,从题材角度可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寄送勉励或自述情志的抒情诗;二是批评边备松弛以及朝廷赏罚不明、英雄埋没的讽喻诗;三是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各种灾难以及揭露官吏不恤百姓、残民害物的种种劣迹;四是记述宋夏战争的惨烈经过;五是描绘边地风光和军营生活的写景、抒情、叙事诗。宋夏战事诗题材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是以前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闪耀着中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思想光华,更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史料价值,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诗史与纪事:北宋边塞诗的叙事特征与纪实品格——以宋辽、宋夏边事为中心的考察

宋人接受诗史观念,均不同程度地对孟棨的诗史内涵予以修定,淡化时间限定、突出纪事功能、强化价值判断是宋人的一致选择.事件是诗史观念的核心,宋人记录边事之自觉,表现在记述范围、纪事群体、记录载体之广.交聘、迎战、开边等边防经略,御边将帅、戍边兵卒、馈粮役夫的行实命运,均纳入边塞诗的书写视野,折射出北宋诗家的仁民之心与虑国之诚.叙事与纪实是发扬诗史精神的重要路径,析而论之,见证与实录体现纪实特征,纪事与剪裁彰显叙事技巧,美刺与寄托则充分展现仁民爱物、补裨时政的初心.不独正文,诗题、诗引、诗序与自注亦成为北宋边塞诗反映防辽御夏、彰显叙事魅力的生命场,更能突显北宋边塞诗的诗史价值与纪事特征.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史的价值 诗的意蕴——汪元量“诗史”探微

宋末遗民汪元量的诗歌记载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誉为"宋亡之诗史",具有"载正史之未载、补正史之不足"的史学价值。而汪元量用形象的手法反映一代之历史,其"诗史"亦具有诗的意蕴和美学价值。与杜甫"诗史"相比,汪元量的"诗史"明显带有自己所处时代和生活经历的印记。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环境冲突视野下的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冲突,更是一种环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交战双方的环境缺陷,贸易封锁、战争掠夺、侵耕、扰耕则是这种环境冲突的具体体现。环境冲突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调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冲突。     

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

北宋时期,位居东北的契丹辽国与西北地区的党项夏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夏辽关系经历了结盟、毁盟、战争、复盟的发展演变过程。夏辽关系深受夏、辽、宋三国对峙形势变化的影响。     

试析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宋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虽然北宋的国土、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经济实力,均远远超过西夏,但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却在几场重要战役中惨遭失败。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及宋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其中一些防范措施却走向了反面,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宋夏战争初期,北宋朝野上下对西夏极为轻视,结果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惨败。     

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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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党项是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一,于1038年至1227年间以银川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西夏王朝。在西夏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及西夏立国期间,西夏人剽悍粗犷、尚武善战的民族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经济生活的农业化,尤其是儒学与佛教思想的输入,尚武精神逐渐弱化,最终亡于蒙古。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     

略论西夏党项民族音乐

西夏音乐的发展演变,既受党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音乐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西夏音乐有民间乐、宫廷乐,形式多样,作用不同;乐器种类繁多,充分反映出西夏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在西夏社会生活中有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蒙战争与易代之际宋诗的诗史书写

宋蒙战争是一场关乎南宋最终命运走向的战争,宋末诗家心系时局,以诗为史,反映战事进展.局部战争时期,李曾伯、魏了翁等人在诗中表达对川蜀局势的关切.蒙古分三路正式进攻南宋后,王同祖在金陵幕中以诗专记战时应对之策与襄樊、江淮战事,补充了正史之外的细节.钓鱼城大捷后,刘克庄等人除以诗相庆外,还对战局的走向充满忧思.至襄樊战败,...     

西夏盐政述论

通过查阅有关史料,对西夏王朝盐政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认为西夏盐业资源以池盐为主,并分为东、西、南三个主要产地。生产方式上则有天然采掘法与人工畦种法两大类。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西夏建国后,逐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强化了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盐业管理制度。同时,基于自身所存在的巨大经济价值,西夏盐业又对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