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农转非政策及其增值收益分配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文章以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产生的利益差别为视角,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研究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一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致使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土地补偿征用中“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征地陷入“补偿困境”。     

公益征地中农民权益的保护——广州万亩果园征地问题调查

广州万亩果园"只征不转"征地模式给未来农地非农化政策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一是缩小农地国家征收的实施范围,放开农地直接入市非公共利益目的的用地行为,实现农地非农化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相结合,让农民能有机会直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二是提高因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税费,逐步缩小农民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得到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农民土地国家征用得到的土地补偿之间的差距;三是把农地集体转用与土地股份制结合起来,壮大新集体所有制经济,保证农村集体各层级间及村民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民征地补偿收益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深化改革现行征地收益分配关系,保障农民权益,本文在农民征地补偿的动态机制和产值倍数法的理论基础上,融入自然、生产和经济条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民征地补偿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情况。研究发现,良好的自然和生产条件,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农支出等经济条件能增加农民的征地补偿,但是反映城镇化进程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抑制征地补偿;而在控制自然、生产和经济因素下,农民征地补偿随着征地进程在短期内是增加的,但长期内是递减的,割断了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因此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以及土地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以此增加农民征地补偿的收益空间。     

浙江嘉兴农地流转试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阐述了浙江嘉兴地区农地流转试点的基本模式,分析了嘉兴农地流转经验及存在不足,探讨了农地流转过程中需妥善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评估不公、农民城市化速度与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失地农民就业难等。提出了大力推进地区经济发展;规范土地流转政策及程序;制定失地农民就业保障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及产业规划,保证流转土地恰当使用;保证失地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等对策。     

可行能力下的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浙江A市案例分析

在现行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下,土地征收增值巨大,土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浙江A市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地方政府为50%以上,用于农民未来发展的比例为25%左右。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很少参与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性强,农民分配比例低,未充分考虑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该提高土地征收政策制订中农民的参与度,采取多元化补偿方式,提高农民可行能力。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变革的立法选择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立法创制已陷于僵局,其理论困惑与实践冲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征收什么（征收客体对象）;二是为何征收（征收正当理由）;三是如何征收（征收程序机制）;四是如何补偿（补偿原则方式）;五是非货币补偿保障（安置措施）。结合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通过多維审视与实证比较分析,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立法根本在于如何衡量农民的土地财产利益,即关乎立法理念的更新,关键在于依法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从而需要重构立法框架与创制范式：明晰征地补偿客体,完善公平补偿机制、征地操作流程、利益分配机制、安置保障措施以及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维权救济程序等制度体系。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根据农地非农化增值的形成环节、增值收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分析,构建了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概念模型,测算了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的收益分配,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开发商、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中央政府、支农惠农和其他主体,比例依次为62%、15%、12%、7%、2%和2%。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需要跳出单纯的“涨价归公”和“私权保护”之争,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平衡进城农民福利保障和地方财权之间的关系。当前应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可持续市民化,确保地方政府土地增值收益获利份额。     

双重二元经济条件下征地补偿机制的设计

本文基于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制度缺陷,比较两种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办法,提出双重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即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实现土地转用过程中的增值,包括农民在内的土地权益人可以按比例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     

农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关联互动改革

清晰界定农地产权体系构成以及单项权利的主体归属,科学测算单项权利的功能价值,剥离单项权利之间的价值交叉,据此确定征地补偿标准与收益分配,实现农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关联互动改革,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同时,农民行使不同类型的土地处分权会诱发农地权利的差异化变动,造成农地权利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产生事实上的分割共享或者权利归属主体发生彻底转移。另外,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是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利,理应作为遗产被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亦会导致农地权利主体归属的转移。因此,在土地征收时,其他单位、个人通过市场交易或者继承获得的农地权利会随之丧失,他们应享有征地补偿收益分配请求权。故而,充分考虑土地处分、土地继承对征地补偿收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亦是农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关联互动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     

土地整理与耕地保护

根据动力学原理透析土地整理与耕地保护的关系,总结了我国当前土地整理对耕地保护的成效及其负面影响,提出了探索和实践生态型土地整理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农居点等建设用地整理等措施,以促进耕地保护系统的稳态发展。     

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

人地矛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求从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地开发应遵循土地稀缺原理、地租理论、人地协调理论、动态平衡原理与系统工程理论等。我国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质量不高,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决定了应加强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其主要措施有:严格贯彻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拓展耕地保护思路;重视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明晰和稳定土地开发产权制度以及加强土地开发制度建设与项目管理工作。     

论土地性质与土地征收

土地价值不是来自其绝对价值,而是来自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制度安排.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征地制度安排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剩余的分配问题.当前土地征收制度安排的一个特点是以土地财政的形式,将经济发展剩余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向中西部地区农民转移支付.当前的征地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制度.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土地征收制度是合理的.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有关问题讨论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现行征地制度,曾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中规定的征地范围、征地程序、被征土地农民的安置、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已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本文以保护现有有限的耕地资源和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对土地征用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关系之研究

本文在对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及土地产权等概念加以界定的基础上,探讨了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之间的关系,指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一定的与土地有关的关系,在一定的土地关系中产生对土地的产权要求,在条件合适的时候这种产权要求制度化后就形成土地制度,土地制度的确立也就相应地界定了土地产权并借以影响人们的土地行为     

马克思的土地理论与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马克思的土地理论包括土地所有权理论和地租理论。在这一理论中 ,马克思揭示了土地所有权制度和排他性 ,实现了土地资本化 ,提高了稀缺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地租的存在是与土地所有权制度分不开的。我们用马克思的土地理论来指导和处理我国土地管理和使用中各种经济关系、利益 ,使之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以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视角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一种土地经营模式,而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则是将土地顺利流转并集中,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根本前提。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仍然存在着产权制度模糊、流转主体受限、登记制度形同虚设、自留地制度阻碍土地流转等问题。这就需要完善立法对土地产权制度的规定,通过立法对土地流转进行引导而非严格限制,建立以产权登记为中心的土地流转监督体系,完善对自留地的立法规制。     

区域土地势能与土地利用研究

从区域土地的各个主要相关要素,探讨一定区域的土地势能。把区域土地作为一个系统,该系统相对于其它区域在土地质量、土地环境和地理区位等方面所显示出的综合优势即是土地势能,其中土地的区位势能对土地势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外力作用下,土地势能可以转化,并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     

土地开发权与我国土地管理权制度改革

我国土地管理权是由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征收权等权力构成的一组权利束结构体系。改革现行土地管理权制度,是修改《土地管理法》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我国土地管理权制度改革的既有方案,因改革切入口定位不清而存在诸如目标定位模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考量等诸多弊病,并因此陷入了改革困境。以土地开发权为切入口,建立土地开发权制度平台,并将各项具体土地管理权纳入到这一平台上来推动其改革,是走出当下我国土地管理权制度改革困境的重要选择。     

土地意识与土地道德建设初探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探讨土地意识观、土地伦理观和土地道德的有关问题,指出土地道德建设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公众的土地忧患意识,提高人类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