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礼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模式。西周的礼乐文明是这一文化模式的上古形态,汉代礼文化的重建完成了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为开端的文化转型。此后,礼文化通过对一些新的、外来的文化要素的不断整合、吸收,保持了自身内在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和统一。礼将整个民族的物质生活、制度规范和精神心态融为一体,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     

礼文化与“尚礼”精神的内涵及其他——中西文化精神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千年礼乐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只能用"尚礼"精神来概括。礼既是现实关系,又是原理、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周公与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代表人物。尚礼精神对现代文化发展,特别是对解决人类社会目前存在的三大危机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西周青铜器与铭文的文化功能

西周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产物,因此它的形制、纹饰乃至排列组合都昭示着既定的礼乐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指的就是青铜器能从各方面展示出礼乐规范的重要功能,"铸鼎象物"无疑就是"铸鼎显礼""铸器以显礼"。天子铸器以沟通天地、承接天命,而公侯大夫铸器无疑也是通过祭祀向祖先祈福,以保佑后世子孙,其背后的意义同样也起着展示权力、规范秩序的重要功能。青铜器是西周制礼作乐的载体,青铜制度往往就是礼乐制度,青铜观念往往就代表着礼乐观念。     

中国共产党以文化建设推动美好生活建设的百年回顾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以文化建设推动美好生活建设主要历经了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4个阶段,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促进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不断跃升。在百年行进中,中国共产党在以文化建设推动美好生活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理论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根本宗旨;秉持求实创新精神是科学态度。     

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为探究西安地区各朝代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结合大量史料,对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进行剖析。分析认为：西周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秦都城文化体现了大一统的精神;汉长安城文化以尊儒思想为主体,整合了前朝相关理论,并有所创新;隋唐长安城文化表征了多元文化的开放气象。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阂，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以先秦儒家阐释为视域

周代礼乐文化经过先秦儒家的系统阐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礼乐文化之"乐",古音读"洛""岳",二音分别出"喜乐""音乐"二义。而音乐本于人心之喜乐,又是人心之表象,还以陶铸人心为目标。因此,"乐"文化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文化,更是关于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文化,其旨趣在喜乐,目的是"和同"。而"礼"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理性,所维持的是区别社会等级的资源分配,故强调"辨异",其旨趣也包含喜乐。正如"音""乐"是"声"的高级形态,"喜""乐"则是"心"的和谐表达,如果概括为一种精神,那就是快乐精神。周代礼乐文化是为宗法政治服务的,为了保证这些分封诸侯服从周天子的权威,于是以宗法来确定等级名分,以礼乐来加强等级名分,使得在这一体制内的人们能够以喜乐之心接受宗法。由于宗法制度存在君主与贵族分权共治的政治结构,且周人保留有原始家族内部的民主遗风,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礼乐文化在配合宗法政治的实际运作中,既重视等级维护,又强调情感融通,因而可以培养出快乐精神。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众幻想有政治的王道乐土,始终不放弃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学者自觉修养乐学之心,形成中国学术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学受其影响,形成了特有的乐天风格。     

礼乐文明与和谐文化构建

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谐是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传统的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基础.礼乐文明有助于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春秋礼治思潮略论

春秋时期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在当时各国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礼治思潮;礼治思潮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广泛的思想观念的探讨,商周宗教迷信思想和文化观念被扬弃,人文思想勃兴成为春秋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此后人文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洪武朝的礼乐制作与明代宫廷戏剧的复苏

明朝开国首开礼乐二局以重建礼乐规范,本着制乐以节乐的礼乐原则和功利性的礼乐观,洪武朝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乐制作,如制定礼书乐典,设立太常寺、教坊司、钟鼓司等礼乐机构,建立以教坊司为核心的乐籍制度等,意在通过礼乐制作,将本属于俗乐的乐府小令、杂剧百戏等纳入到雅乐系统,以雅乐规范俗乐,并最终实现礼乐一统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礼乐制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杂剧戏曲等俗乐的兴起开了方便之门,宫廷戏剧在洪武朝开始趋于复苏。     

楚骚“发愤抒情”说对汉代“情性”思想的影响

楚骚文化是建立在楚地文化风俗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蕴含着意蕴深厚的美学思想,并积淀于汉代艺术的文化精神的深层。在中国诗学发展的逻辑链上,屈原及其骚体诗创作实践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对于魏晋时才标举的＂缘情＂说,具有奠基和示范的重要价值。     

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传播创新研究

红色文化是一个有特定的主体、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内涵的概念.正确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澄清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极左路线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并在传播过程中,从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予以传承与创新,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国粹派与文化遗产保护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不得不寻求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将学习西方当成第一要务,直接导致了西学的兴盛、中学的颓败,国粹派应时而兴。国粹派是晚清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不仅致力于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复兴传统文化,还孜孜以求于对古籍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较早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倡并践行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征集、购买古籍外,还亲自访查古籍、示范编撰古籍,并将宣传和传播古籍当成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鉴于近代中国文化遗产流失严重,国粹派呼吁通过制定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先秦推崇"讷言"的文化解释

先秦时期,人们推崇木讷不言的人格,这种人格是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礼在本质上是一种手势语言,所以礼乐文化重仪式动作,轻语言表达。长期的礼乐教化和终身的行礼过程形成了先秦推崇讷言人格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