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探析

在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既具有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又具有职业上的市民身份。城市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有其特定原因,它的存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城市农民工最终融入城市社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还需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扫除障碍,促使其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社会距离视角的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问题探析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伴随城乡文明的碰撞,其城市交往问题日益凸显。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深刻地影响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社会距离视角下,从制度构建与政策支撑、社会关怀与支持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调适等多方面对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进行关注,有利于推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流民群体市民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及制度建设——以成都市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例

流民群体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产生的特殊群体,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返乡农民工、失地农民。流民群体要在城市新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变化,必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环境”对于城乡流民群体的市民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成都市政府做了有益的政策探索。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双重影响:"推拉效应"和"替代效应"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

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资源,是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要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意愿.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农村基本合作医疗对农民工落户城市具有显著"推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具有明显"拉力".第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拉力"作用高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力"作用;在考虑个人、家庭、社会特征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的"拉力作用"会完全替代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的"推力作用",产生"替代效应".第三,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月均收入、住房性质和社交活动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为提高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需要加大制度宣传力度、降低医保制度门槛、完善医保制度异地转接工作、整合医保制度.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论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农民工参与问题

根据当代农民工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将其引入城市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城市公共政策中农民工利益的缺失、城市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心理、农民工参与意识的薄弱和参与能力的低下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既有经济上的制约,又有二元社会体制的限制和束缚;既有政治体制的阻碍,又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的主观缺陷。因此,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拓宽农民工参与渠道,重视非制度参与等成为解决当前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农民工参与问题的基本思路。随着这个问题的不断解决,农民工在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情况必将得到根本的改善和更高层次的发展。     

苏南地区农民工同城待遇问题研究——以苏州市区为例

农民工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是,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的福利与公共资源分配体系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也存在很大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的社会排斥问题明显存在。通过对苏州地区农民工的实地调查,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子女教育等方面对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同城待遇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解决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同城待遇问题的基本对策。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事实上的“城乡分治”。城市政府仅对自己的户籍人口负责,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支助等等都只针对城市市民。在高速城市化及其巨大的农民工阶层已经存在的背景下,政府的功能、机构、人员配备都还没有相应地作出调整,政府对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的社会服务严重缺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应该把农民工阶层定位为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同时创新服务方式,帮助农民工阶层实现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农民工流动和养老保险参与

基于全国七省十三市（区）的调查数据,在个人、家庭、工作及地区变量之外,从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两个层面探讨流动对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影响,Logit模型结果表明：换工次数和打工城市数量对参保意愿、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是否跨省流动既降低了参保意愿也降低参保参与;在企业或在本地打工时间越长,越可能参保。说明高频率的流动并不会直接降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流动距离远近、城市停留时间长短更为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通过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可以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化和社会的主流生活之中。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江苏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敏感性研究

为探究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对生育政策的敏感性,本文以江苏省18～50岁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生育基本情况、个人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的态度等内容,并采用多元有序逻辑回归和基于主成分的聚类分析展开研究。逻辑回归主要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已有子女个数越多的群体对“双减”、托管服务等政策的支持度越高;工作时长越长的人更希望推行托管服务、延长男性产假;工作时间越长、已有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较多的群体更希望减少过度加班。聚类结果表明,若要提升生育率,可以对低学历、中低收入群体推行定向经济补助、公租房等政策,对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实行减少过度加班、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的举措,营造长辈抚养的社会环境。研究结论对制定和落实生育促进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