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丁芒的文学贡献

或许可以用“两栖”、“三擅”、“四维度”来概括丁芒迄今为止的诗学与文学事业。所谓“两栖”即丁芒自己“自嘲”和总结过的“两栖诗人”：兼写新诗和旧诗两种诗体。他发蒙于旧诗,成就于新诗,复又回归于旧诗,同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倡导着新诗与旧诗的融合。所谓“三擅”,盖指丁芒分别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书法艺术三方面的擅长及其佳绩。所谓“四维度”是指他的诗歌及文学活动体现着四个维度：探幽古典,面向未来,身体力行,关注青少年。丁芒还是一位始终洋溢着生命热情的诗人,生命的感兴及其诗性表现常使得他的诗情超越时代的限制而通向久远,他早期战争年代写的诗及1983年写出《生命钟》后的诗大都体现了这个特点,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写的怨刺之诗说明了芒回复自我生命感兴以后才使得他的诗词重新获得了个我的灵魂。     

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穷汉形象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如少女形象、水手形象、穷汉形象。穷汉形象是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着力塑造的一批人物形象,＂穷＂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匮乏,更是精神、情感方面的缺失。穷汉们的人生理想平淡、真实,却迫于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命运坎坷不平。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命运变化的背道而驰触动了沈从文敏感的内心,与沈从文的人生体验一拍即合,并引发了他对生命的深沉思考。     

冯至:通向新现代主义的艺术桥梁

冯至早期的浪漫主义创作已经包含了一个智者哲学沉思的特色。留学德国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和沉醉于里尔克的诗作,完成了创作美学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30年代末参加《新诗》群体,介绍里尔克和尼采,创作一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新诗,成为他走向现代主义的先声。《十四行集》追求在日常生活里发掘和体味与时代人生关联的哲理,表现了感情、哲理与现实的统一;传达的不单是现实感情而是经过升华的人生经验;实践里尔克的给不确定的情感以定形的雕塑性原则。它产生了笼罩一时的影响,实际上成为通向40年代“中国新诗”派代表的新现代主义的桥梁。     

欲望世界中的“他者”——1990年代留美文学中的美国人形象

1990年代的留美作品所刻画的美国人,是华族＂我＂眼中物欲世界中的＂他者＂。这种＂他者＂形象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肯定的＂绅士＂形象对否定的＂他者＂让位;物质利益的追逐者;并非理想的＂情人＂。     

情感：生活意义的感受与体验

情感是最基本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之一，也是最为扑朔迷离的心理——精神现象之一。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感受与体验，一种对意义的感受与体验，更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感受与体验；人的情感所感受与体验到的之所以是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首先是因为情感与生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其次是因为追寻价值与意义是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实质上是生活价值、生活意义，故情感是对生活意义的感受与体验。     

莫洛和他的诗王国

正"当我不再醒来的时候,也许我正走进了诗的王国。"——莫洛莫洛(1916—2011),原名马骅,浙江温州人。诗,是莫洛的生命,是他理想的生存方式。在莫洛心目中,生活本应富有诗意;而写诗就是追寻爱,播撒爱,并通过爱探求真善美。将人生体验融入诗的世界莫洛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年代。作为一位爱国热血青年,他把自己与国家、民     

人称与中国新诗审美的现代转型

人称代词作为中国新诗词汇中的新元素,不仅是新诗内容与语言形式变革上的一种外在体现,其背后折射出的诗人个体意识更参与了新诗诗思建构的全过程,反映了诗歌创作观念和构思方式的现代转型。人称代词对新诗情境的有机构建,推动了新诗独特情感体验方式的建立生成,增强了诗歌中人物(事物)的相互对话性与叙事意味,扩大了新诗的题材范围和表达范畴。多种人称在新诗中的身份立场和叙述视角的不同,产生了多层次观察和叠加叙事的效果,使主体人物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和诗歌的逻辑关系趋于复杂化,促进了新诗审美功能的现代转变。     

自卑的孤独者——试论郁达夫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文艺心理学认为艺术是艺术家个体生命体验的转换状态。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郁达夫,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孤独、自卑、漂泊之感并非无病呻吟,而是通过＂自叙传＂方式将个人对于生活的深刻体验重现于其小说世界中。拟以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生涯为时间轴,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孤独、自卑、漂泊等人生体验,以此揭示郁达夫小说与人生体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卞之琳的“顿法”论

卞之琳的“顿法”论陈本益关键词卞之琳，新诗，格律，顿，节奏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５在五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卞之琳对新诗形式作过不少论说。这些论说可以用他在五十年代诗论中所用过的＂顿法＂二字来概括。他说：＂旧诗里有一定的顿数，一定的顿...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缪斯的虔诚守护者--论万龙生的诗歌创作

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领域,诗人万龙生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他怀着对诗神缪斯一颗虔诚的心,真挚地歌唱出对诗歌、对生活、对情感的炽爱与感动,他的诗歌创作为促进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冯至新时代诗歌人称话语之再变奏

告别40年代对生命存在的沉思鸣唱,50年代的诗人冯至又一次来到诗艺道路的十字路口。在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前,诗人与存在主义内省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渐行渐远,不由自主亦是心悦诚服地随波逐流,被时代之流裹挟而前。由是其诗性自我消融在时代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洪流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导致艺术水平的滑坡。这一退变映射到人称话语运用上,虽然其表面形式与40年代相比并无二致,均以＂我们＂为核心,但其内涵实质已然发生巨变：由40年代存在主义＂形而上＂的言说主体沦为平庸功利的政治话语的代言人。     

作为记忆和遗忘的诗写——以罗鹿鸣诗歌为阐释中介

无论是人类意义的确认还是生存价值的指证,诗歌都在其中,如影随形。在商业因子无处不在的当下,热爱诗歌并执迷于创作的人往往面临着某种冒险。这种冒险对于每一个诗写个体来说,与其说是创作困境,不如说是生存警醒。在罗鹿呜的诗歌文本中,记忆和伴之而来的遗忘既是对冒险的诚实回答,更是对生存价值的体认和建构。在不断超越的诗写策略中,罗鹿鸣凭借独特的经历和对诗歌的感悟,完成了对过往生活的意义重述,也强化了对当下诗歌的美学关怀。虽然,在其借助记忆还乡的过程中,诗写策略也面临着传统文明衰落后所带来的新挑战,但这种挑战,应该视为优秀诗人承载生命价值的心灵之旅。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黄宗羲“求真至性”说及其险俗诗歌创作

黄宗羲的“至情产生至文”文论观与其“视道合离”原则是相契合的,他主张“无情何以见性”的性情合一论,主理重情,以情佐理,以此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黄宗羲强调修史、治心、学养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作出自然流畅的诗文,表露真情而达到至高境界.基于此,其行文风格奇谲怪异,却与“文以载道”的理念并不矛盾.     

元好问诗歌理论浅析

元好问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在金元时期的重要继承者。他工于诗文创作,在诗歌评论上也颇有造诣。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其诗歌理论：一、诗歌创作论：元好问强调了诗歌创作两个方面的要求——＂诚＂和＂雅＂。二、诗歌风格论,包括：（一）崇尚豪迈壮美的诗风;（二）强调清新自然的诗风;（三）主张简约含蓄,反对铺排。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性思维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奇之人生彪炳青史。然而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言,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诗学智慧建构了诗学境界论,建构了“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尽管古今中外先贤已然提出了种种振聋发聩的“三境界”理论,然而自王氏之论横空出世,遂关千古境界之口,因为王国维这三个境界积淀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诗学智慧,并已成为后嗣学人踽踽前行的生命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