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类主体视阈下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维度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有深刻的复杂性,提升其国家认同的有效性需要理论视角的创新。类主体理论揭示了主体间性,将国家视为群体意义上的类主体,国家认同亦被视为类本位中主体与国家的生成关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内在同一,且与少数民族的类主体身份高度相关。少数民族的类主体身份构建实质上就是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作为生存主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是多维度的,包括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时空维度、历史理解维度和历史评价维度。     

关于明代西南土家族国家认同的再认知

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支少数民族,生活在渝湘鄂黔交界之地的土家族,历来就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心理和认同行为。从古至今,其在维护中央政权、抗击外来侵略上作出了贡献和牺牲。本文对西南土家族认同心理进行历史分析与阐释,指出明代西南土家族的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多个政权,由借用汉朝后裔之名立国到自称"中国",逐步对汉族的正统论提出挑战。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自称"中国",从以占据中原为准,到以文化上的代表自居,不仅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一词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族类之别,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当代文化中常常提到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字”,都以“汉”为指代符号，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称作“汉学”。可见汉文明的影响之大。博大精深的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对先秦文明的继承，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创造性的特点。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因此，这一时期确立的政治制度为后世所效法，其都城布局规划为后世所仿效；历法和节气的确立提高了农业发展的水平；“敬天法祖”和“孝”文化则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这一时期确立的主体疆域、民族认同、丝绸之路等，对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相信，以汉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只要我们认真总结汉文明的基本特性，弘扬汉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定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多种适合于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 ,民族政权发展生产 ,开发边疆 ,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及在作战方式上对骑兵的推广 ,不仅为民族政权生存的内部稳定和向外发展提供了条件 ,也为全国统一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少数民族政权沟通中西交通、连接丝绸之路 ,对东西方贸易和当时的社会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北魏、北周、北齐、西夏等封建政权。长期以来,对于以鲜卑族为首的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并建立割据政权,传统史家多冠之以"五胡乱华"。事实上,北方各民族相继南下入主中原,带来的绝不止是战乱,还有北方民族那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从而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前秦国主苻坚的个人悲剧

公元4世纪,中国北方正值我国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氐、鲜卑、羌、匈奴、羯等各个少数民族在各自领袖人物的带领下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中,有一位气度恢弘才干非凡的人物,他就是氐族政权领袖、前秦皇帝苻坚。在他的治理下,前秦一度成为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政权。但由于淝水一战的惨败而使国家解体,最后使统一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二百多年。苻坚的失败固然有其自身的失误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规律,但偶然性的因素也是造成历史最终走向的原因之一。     

基于政治认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建国后的头两年中共一直注重培育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思想改造运动本质上也是进一步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通过改造,比较有效地培育起了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对于高校调整政策的认同。但“洗澡”与“过关”则失之于粗暴,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一统也影响了学术的独立。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只有切实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风建设工作,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人发展,重视提高其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努力建设良好的学习风气,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融和吸取的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导致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胡风现象.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新疆民汉合校的演变及其发展前景

本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民汉合校的演变过程,认为在民汉杂居地区,建立单一的民族学校有明显的弊病,如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脱离社会环境、影响民族关系等.指出在新疆民汉合校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民汉合校中所存在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婚姻家庭状况变动分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成立的基础,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的变动与趋势,对民族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已婚率、有配偶率有较大提高,但同汉族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丧偶率在缓慢下降,离婚率却仍呈上升趋势,离婚比快速提高;另外,少数民族家庭户增长幅度远小于全户汉族户,并且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趋明显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和谐,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贵阳市民族关系初探

贵阳市是一个建立在少数民族世居地的城市,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这里的居民民族成份,形成了汉族人口比少数民族人口多、苗族和布依族人口比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分布特点,从而使这里的民族关系呈现复杂性和隐含性,形成了文化不适、弹性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的民族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的贯彻执行。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论汉代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兼论西汉蛇钮、田字格官印新证

汉代印章包括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继承发扬了秦印风格 ,其中蛇钮、田字格官印是汉王朝颁给少数民族官员的 ,也是秩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