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士商观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商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为商人阶层伦理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随着士商观念的转变,“弃儒就贾”成为当时杜会的一道风景,使得儒家以伦理为本体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规范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文化当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海不扬波迎粤商——评介《明清广东商人》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特殊政策 ,率先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地之一 ,以致有“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新民谚的形成。广东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广东商人功不可没。广东商人驰骋于国内外市场是有历史渊源的。最近 ,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黄启臣教授、庞新平博士的《明清广东商人》一书就是对粤商“久经商场”的注解。唐宋以前 ,广东一直被中原人士视为南蛮烟瘴之地。宋代以来 ,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 ,广东社会有了较大发展。明清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是后来居上 ,赶上和超过了内地的水平。与此应运而生的广东商人群…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蒋文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至明代中叶，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辨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最上一层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往下是官吏、士大夫阶层,其次是士绅阶层,最下一层是民,其中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士居于四民之首。有了如此严格的等级划分,就可以使国家的管理具体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这里,我们关注到士、士绅、士大夫的身份有别,其所处的阶层亦有相通之处。     

中国古典文学中士与商关系透视

士,即知识分子;商,即商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阶层。在文学作品中,这两者的关系十分富有戏剧性,耐人寻味,是一个值得一谈的话题。 一 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早就存在了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都记录了许多商人的情况,而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陶朱公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商人。但在文学作品中,商人的形象是出现得比较晚的,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涉及商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估客乐》。不过,以商人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则是从唐代开始的。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激进”的言论与“保守”的行为——对徽商在传统价值观问题上的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竭力否定传统的“四民”之分,特别是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志”。这种言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倾向,具有非常“激进”的色彩。然而言论上颇为“激进”的徽商,致富后大都不再将发展商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而是将业儒入仕作为头等大事,其行为倾向却是异常“保守”的。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徽商身上的统一问题。认为这与徽商为平衡徽州地区的生存取向与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有关     

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

我国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的影响下,社会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农民工阶层作为城乡分隔的疏通管道,不停地传递着二元之间的信息,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的向上流动不仅带来了农村的富裕,而且为城市的中间阶层注入活力和营养,从而为达到"橄榄型"和谐的社会结构提供可能性.     

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

士习奔竞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其形成大体有以下方面的原因:士大夫阶层投机性政治心态的作用;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宋代选官制度方面的痼疾;制度运行中产生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