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从GDP到GNH:经济发展价值坐标的转变

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向标。本文重点讨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构成,进而提出了以GNH为核心、并与GDP相结合新模式。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幸福指数”探究

近年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数标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可以创新出科学衡量幸福的原则或标准,即一个科学"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具备五个特征和内涵:(1)幸福的客观指标应充分反映民众重要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主观指标则要充分反映民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幸福的客观基础,即得到满足的人的客观需要是丰富多样的,与此相应,幸福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3)人的需要可以依照其内容归为自然(物质)需要、社会(人际)需要和精神需要三类;(4)幸福可以简称为三个层次:生存型幸福、享受型幸福和发展型幸福;(5)幸福可以分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类。个人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即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其中,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以主观性指标为辅;既要有平均指标,以反映群体在某一方面的平均幸福水平,又要包括相对指标,以反映群体幸福状况在某些方面的社会差别。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幸福指标体系:构建与解释

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的重大基础手段。在相当程度上,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客观福祉条件改善的主观反映,两者具有内生一致性。根据国民幸福与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关系,文章在深入剖析影响国民幸福6大一级影响因子与结构原理的基础上,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内生响应关系,并基于此构建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涵盖幸福主客观主要影响要素的幸福指标体系。这一研究为国际学术界正在共同努力实现"以幸福测度经济社会进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基于主客观内生一致性的幸福生成理论机理体系,基于此建立的幸福指标体系框架在包容主客观幸福指标方面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空间。     

让GDP与GNH同步增长——基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人民所期待的GDP和GNH并没有守望相助,而是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幸福悖论”。寻求“幸福悖论”的成因,探析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路径,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幸福的二维解读与当代幸福感

对于幸福问题,需作综合考察。从形而上来说,幸福既涉及人之存在的自然状态、道德状态与社会状态。从形而下来说,幸福事关入的需求的满足及其如何实现问题。人的需求的满足,需要一定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就个体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个体的奋斗,展开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对社会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创造好的环境。就当下中国来说,需要对国民的幸福状况作实然的动态调查,以期制定时宜的国民幸福指数,从而指导与实现国民的幸福。     

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界定幸福指数的内涵是构建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对个人主观体验的幸福感测量得到狭义幸福指数,利用相关性分析和模糊层次分析方法,狭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由幸福感和满意度两维度所组成。作为发展目标或考评标准的广义幸福指数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可在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考评的指标结构中导入狭义幸福指数,这样做不仅体现概念内涵,满足预设的各项要求,而且技术流程规范,操作方便,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关注幸福指数 建设和谐社会

幸福指数是评价和谐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国民幸福指数。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健康、自由、安全、充实等,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正确看待幸福指数,使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推进“幸福青海”建设研究——基于提高青海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视角

建设幸福青海,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是新时期青海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题。为此,论文通过梳理中外有代表性的幸福观,剖析了"幸福青海"的价值基础,并结合青海省情,阐释了"幸福青海"的基本内涵;在借鉴其他地区和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幸福青海"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想,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幸福青海"建设的政策建议。     

幸福度量学与我国农民幸福问题的度量

幸福问题的度量是历代哲学家长期探讨的永恒命题,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使幸福度量成为可能,理论经济学家为此建立了一套系统的量化工具.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新兴幸福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为农民幸福指标体系量化提供了一套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就是给农民幸福这一命题,从物质幸福、制度幸福和人格幸福的视角,试图初步构建一套度量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幸福指标体系.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国民幸福的实证研究

在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国民幸福水平的仿真模型,模拟刻画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国民幸福系统的影响机制及传导过程。结果表明,我国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在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扩大。     

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政府责任

文章介绍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并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社会公平和充分就业四个方面分析了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力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尽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平合理,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考核目标。     

休闲：社会福利的拓展与国民幸福感的增加

国民休闲不仅是国民在有闲、有钱、有需求基础上的“自发”行为,更有赖于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制度安排。普遍的有闲和有钱的社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国民的休闲提供可能,把休闲作为增进的福利也是可能的。唯有如此,从国家层面和国民个体角度才能共同追求休闲的终极目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