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

李白《赠孟浩然》诗是一首名作,近年来有学者却对此诗产生了特异的解读,认为此诗对孟浩然的描述是严重“误解”。事实上,李白赠诗最突出的特征是用“卧”这个意象描述孟浩然的清高、淡泊,而“卧”这个词语和意象也在孟浩然诗中大量使用,“卧”正是最有代表性的隐逸生活方式。孟浩然好与佛、道往还,游山玩水,推崇陶渊明,格调清雅,这是隐士生活的具体内容。尽管孟浩然也追求仕进,但科考失败,使得他有意突出归隐之心和林泉之趣,高自标置,以期获得心理平衡。李白对孟浩然隐士形象的理解与推崇,完全符合孟浩然刻意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而李白与孟浩然在推崇隐逸、崇尚高洁人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正是盛唐文化“风流”的反映。     

唐诗中的送别

唐诗中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关于送别的佳作名篇。根据内容和写法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通过写景(咏物)、叙事表达挽留、惜别之情的。这类诗篇的代表作首推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也是这类诗中的名篇:“渭城朝雨氵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被时人谱唱,也称《阳关三叠》,在中唐就已成为流行的送别曲。跟李白送孟浩然诗写法相近的还有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最后四句):“轮台东门…     

“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

宏放渊深、隐晦曲折是阮籍《咏怀》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后世理解其诗旨趣的重大障碍。晋来时期的颜延之,既是博览群书的宿儒,又距阮籍生活的曹魏后期较近,他注释《咏怀》诗也只限于其中的一些词语和典故,不敢妄言寄托幽旨。所以钟殊《诗品上》说,《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恰言其志”。齐梁文坛巨子沈约注阮诗,亦未阐幽显微,发明厥旨。直至唐初,李善仍云：“《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此,他注阮诗也只能“粗明大意,略其幽旨”。（见《文…     

“清溪”与“青溪”——储光羲诗中之“清溪”辨析

《全唐诗》卷一百三十六储光羲诗《泛茅山东溪》与《酬綦毋校书梦若耶溪见赠之作》都有“清溪”一词。细读其诗,知此两处“清溪”本皆作“青溪”,传写、整理者不知为用典,而将“青”误作“清”。 “青溪”之典,出《南史·刘(王献)传》:“((王献))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刘(王献)隐于金陵青溪,后世因以“青溪”为典,用之代指隐逸之处,唐代储光羲之前的诗人已多用之。隋唐之际著名隐逸诗人王绩所隐之地即其兄王通聚徒授业之白牛溪,王绩即数以“青溪”称之,《游北山赋》云:“碧峦之下,青溪之曲……昔吾兄之所止。”《答处士冯子华书》称王通门人为“青溪”诸贤。诗中更云:“青溪归路直,乘     

《瀛奎律髓汇评》订误一则

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收孟浩然《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诗:“带雪梅初暖,含烟柳尚青。来窥童子偈,得听法王经。会里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此诗后,方回有一段评语,李庆甲集评校点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录为:“方回:浩然于佛法亦深有所得,此篇五、六语意明白无碍,张丞相《经玉泉》长韵云:‘闻钟鹿门近,照胆玉泉清。’尤佳。”按此,则可得出“闻钟鹿门近,照胆玉泉清”为张丞相(按:此处张丞相即张九龄)诗,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全唐诗》、《四部丛刊》本等均载此诗为孟浩然所作,诗全名为《陪张丞…     

“随俗”与“反俗”——论黄庭坚词的创作及特征

<正> 黄庭坚以诗名世,号为宋诗代表而与苏轼并称。其词成就虽不如诗,但亦颇受世人推重。晁补之称许黄词“高妙”(吴曾《能改斋漫录》),陈师道谓:“今代词手,唯秦七(观)黄九(庭坚)耳(《后山诗话》),李清照推山谷为北宋知词四家之一,苏轼赞赏其“清新婉丽”(《能改斋漫录》)。后世词家和论者也多有褒扬:或云“精妙可思”(先著《词洁》),或日“清迥独出,骨力不凡”(黄蓼园《蓼园词评》),或称“妙脱蹊径,迥出尘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今天,当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重新审视、     

论王维的边塞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著名诗人辈出,如群星璀灿,王维就是这群星中的卓然大家。顾起经云:“玄(宗)、肃(宗)以下诗人,其数十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猪百氏。”《许彦周诗话》也称:“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这个说法是符合王维在盛唐诗坛上的实际声誉地位的。王维早期,游两京,历中原,使凉州,写了不少歌颂戍边将士,反映边塞生活的诗。这些诗思想积极,充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艺术上也颇具特色,是王维诗中的精粹。比起他后期的山水田园诗,数量虽少,成就却比较高。可是,因为王维生平活动的资料少,专门研究他边塞生活和边塞诗的文章至今未见。本文试图对他的边塞诗作一具体分析。这对全面评价王维的诗歌成就会是有益的。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评价问题

一关于古人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从思想内容上最早肯定李商隐的要推王安石。《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他之推崇杜甫大概是因为杜甫的“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子美画象》)。而他之所以喜爱李商隐,尽管和他认为李的学习杜甫诗律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李的部分诗篇中有着杜甫的具体而微的“沉郁”精神。这从他所欣赏的李诗,可以得到证明,那些诗不是什么《无题》诗,而多属有关忧乱伤时之意和苍凉浑健之音的警句。     

孟浩然行踪辨异

一、吴越之游的时间谭优学先生《孟浩然行止考实》(下称《考实》)说:“浩然此行以开元十三年秋自洛首途,以开元十五年冬回到荆襄,历时三年,时间绝不可能更后。这是因为浩然作于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两次滞留长安时《宿终南翠微寺》的诗中说:‘翠微终南里,雨后宜返照。……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就菊花”是指饮菊花酒

孟浩然《过故人庄》诗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句中“菊花”是实指菊花呢,还是指别的什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把“就菊花”解为赏菊花,我认为似有不妥。以菊入诗,屈原《离骚》中就已经有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以推知,在当时已有食用菊花的习惯了。汉代便有了“菊花酒”,     

明初未用“八股取士”考

“八股取士”是“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的科举取士制度。(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下未注明者均同。) 论明清史之学者,往往称此始于明初,(《明史》称此为“太祖和刘基所定。”)私见以为是不妥的。     

谢脁及其诗

谢脁字玄晖,南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家也显赫,与琅琊王氏齐名,号称世族之首。《南史》本传称脁“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并非虚语。当时人很推重脁诗,文坛领袖沈约认为他的诗是二百年来从没有过的作品(《南齐书》本传),有重名无所与让的刘孝绰常把他的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颜氏家训》),连梁武帝萧衍也备加称道说:“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本事诗》)。后代作家受他的影响和对他的推崇就更多了,如李白论诗“目无往古”,而一生低首于脁(见王士(礻真)《论诗绝句》),如杜甫也说脁诗“篇篇堪讽诵”(见《寄岑嘉州》),其他就无须多述。 关于脁的身世,论者不一。就其死来说:有的说是因事牵连(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有的说是被诬(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有的说是由于畏祸(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以下     

贫病老丑话杜甫

杜诗号称诗史,肇自晚唐孟棨《本事诗》,又经宋人宣扬,后世遂奉为的论。第明人杨慎于此颇持异议:“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直于直陈时事……乃其下乘末足,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升庵诗话》卷十一)同代陆世雍亦云:“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景,景外情,一吟三讽,     

延寿修史诚堪赞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安阳市)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李延寿有良才,善著述,他不仅参加了贞观年间官修的《晋书》、《隋书》和《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而且还自撰了《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太宗政典》受高宗嘉奖,“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缎。”《南史》和《北史》更是李延寿的代表作,是他凝16年心血写成的巨著,经政府获准传世,定为正史。后世编入二十四史。李延寿和他的南、北史颇受后世史学家推重。《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赞他“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司马光更称《南史》、《北史》为“近世之佳史。”     

《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     

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史研究漫谈

王国维(1877—1927)在1912年写的《宋元戏曲考》序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在推崇元曲。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王氏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王氏正是有感于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