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阈下小说评点文本的画学叙事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态中,语言和图像构建的互文关系颇为常见,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援引的绘画语汇与小说文本之间构成的互文关系则属于一种隐性的互文现象,它将传统的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二元关系衍化为绘画语汇、隐性图像与语言的三维关系,通过隐喻作用构建了颇为独特的“语-图”互文体系,从而拓展了“语-图”互文研究关注的视阈,为当下的“语-图”研究提供了鲜明的个性化案例.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沈约批评述论

沈约（441－513）在其《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后面写了一篇文章，沈约在此文中阐述了一些有关声律论问题的主张，颇受当时文学界的欢迎，并且泽被后世，在文学史上开辟了诗的格律化的时代。店代诗增皎然在《诗式·明四声》中说：“沈体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放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借然随流，溺而不返。”①激烈地表明了反对声律的态度。另外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中也形成了几次与其相关的文学论争。本文为了“知人论世”，主要与文学论争联系起来考察“沈约自诩论”以及“沈诗中品不当论”两个问题O（－…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浅谈题画诗的艺术神韵

本文从绘画与诗的历史渊源，绘画与诗书的美学思维入手，分析了题画诗与绘画的内在逻辑联系、情感联系、语言联系，深入地剖析了诗与画在艺术本质上的一致性、密切性、同一性，阐释艺术中的和谐统一性，并且在诗与画的深层中，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真谛。     

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

我国古代辞赋基本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迄唐、宋元以降三大阶段，而对其兴于诗而亡于诗之过程、始终介乎诗和文之间增变的主旋律，笔者已撰文概述（详《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古（魏晋迄唐）赋家变汉代散体大政定式而进行的历时六、七世纪的赋体诗化道路作一初步探索，以观测其所建构的以声律为基础、以情境为追求的赋学审美世界。诗、赋关系，渊承虽久，至有“赋，诗之铺陈者也”（刘熙载《艺概·赋概》）说，然在赋体形成初期、尤其是汉代散体大赋立格，赋即以散化特征独立成体…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谢灵运抒情小赋之意境创新论

诗、赋是六朝最重要的两种文学体裁。谢灵运创作了不少抒情小赋,而且其赋摆脱了此前抒情小赋多有情绪少有意境之窠臼,创作出情景相融的清丽空灵、朦胧澄澈的优美意境。此种意境之生成,是其“超埃尘以贞观”的老庄佛理哲学的艺术展现,并着意采用了以诗写赋的表现手法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其山水诗有画境,抒情小赋有意境的有趣文学现象。     

摄影诗歌:诗画传统的变异性传承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语—图”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大挑战。文学与摄影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了摄影文学内部两种表意符号的交锋,而图像和文字的张力构成摄影文学艺术探索的内生动力。宽泛地讲,“诗画传统”可以视为诗歌艺术与视觉艺术互动的历史。在诗歌与摄影的密切互动中,可以抽绎出诗画传统变异性演进的潜隐线索,摄影诗歌的“诗意图式”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传统诗画艺术是可资借镜的样式,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在借助图像提升诗歌传播效果的同时,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诗意放逐和深度削平等不良后果。     

浅论诗歌对绘画的借鉴

诗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绘画以色彩、线条为媒介来营造空间形象，诉诸视觉，在对现实的审美把握中偏重于再现；以再现客观事物为基本手段。而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它在时间流逝中创造一种诉诸听觉、诉诸想象的形象，在对现实的审美把握中它偏重于表现。它空灵、自由同时又缺乏绘画能直接诉诸视觉的逼真感。让诗歌抽象普遍性与形象具体性统一，使它兼有绘画的长处，这是历代诗人努力追求的目标。其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使诗歌这种表现艺术具备了某种再现因素。作为诗歌的主要种类的抒情诗，必须在对象中表现自己，用实在的情境提供…     

论汉大赋“以奇为美”的审美特质──兼及汉大赋的兴盛与衰亡原因

汉大赋的兴衰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它骤然而来又倏然而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和思考。我们认为一种文体的兴衰及其地位作用，势必与它自身独特的审美风格有关。清人程廷祥在论及诗、骚、赋关系时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有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赋论》上）王者支庶在血统上犹有一贯性，层次上具有包容性。而田氏代齐则是从根本上的反叛，只是袭有姜氏的统治地盘而已。汉大赋对于先秦的文学精神，正是以这种反叛者的态度出…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王会赋·图：帝国形态的历史影像

王会是古代朝贡礼仪形态,由《周书》最初记述的文本到汉晋时期辞赋的描写,再到南朝至唐代“王会图”的绘制以及围绕其图而出现的题图赋,形成了由经文、赋文到图文所构建的帝国形态与历史影像。以“王会”为赋与图的视点,由现实与想象积累起来的文学书写,因其外交礼仪的特征,观风为其赋图显像的意义,尚奇为其赋图异域人物情致的呈现,而宣威与昭德,则是这类赋图创作的主旨。同时,这类图像与赋作的不断重写,实围绕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其中通过讴歌、怀疑以及讽喻,又可打开作家题写《王会图》之赋作的特殊心境。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歌"与"诵"、"造篇"与"诵古"——秦汉赋诗形态的演化

本文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对“不歌而诵谓之赋”的传统定义提出商榷,并考证了在春秋赋诗活动中,赋、歌、诵的本义,指出赋是诗的表达行为的总名,诗可歌可诵,所以赋义兼歌诵。歌与诵两种形式因为表现的主体和对象相同,在语义层面和某些特定场合下也可以相通。根据“赋”在汉代的语义拓展,我们考察了秦汉间从赋诗到辞赋创作文学形态的演化轨迹。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