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释“轻则寡谋,无礼则脱”

《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载:“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一般将“脱”注为“脱略”即粗心大意。按:脱,即捝。脱,《说文》:“消肉臞也。”段注:“此义少有用者,今俗用为分散遗失之义。分散之义当用捝,手部捝下曰:解捝也。”脱,乃捝,就是分散、混乱。“无礼则脱”是说不按军礼行事,组织就会松弛、涣散,战斗力丧失。此“礼”指军礼,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纪律约束,也就是军令、军法。《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对孔子伦理范畴“义”的解读

从“义”的本义来看,义者,宜也,它是指人们行为要遵循和符合“礼”的标准。义是仁之断制,是利之规制,也是君子之质,它是《论语》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德目。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