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审美视界中的"空白"与"空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空白"观主要建立在对叙事文体,特别是小说的研究基础上."空白"观与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论密切相关,"空白"的运用是实现艺术有机整体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体现的是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与"空白"相似的是"空缺",其内涵却不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空缺"观体现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有机整体论是"空缺"观竭力颠覆的对象.     

论郭沫若早期的唯美主义倾向

郭沫若早期文艺观,是在接受西方众多美学思想熏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也包含唯美主义理论。其唯美主义思想的形成,受到波德莱尔、裴特及王尔德等作家的影响。他早期在文艺理论上奉行为"艺术而艺术"的无功利主义,小说、诗歌、戏剧等创作都不乏较为典型的唯美主义色彩。     

黑格尔论古代悲剧与近代悲剧的差异

朱光潜先生在《黑格尔<美学>译后记》中写道:“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书籍虽是汗牛充栋,真正有科学价值而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另一部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的黑格尔的《美学》。”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美学史和戏剧史上,探讨悲剧问题的虽然大有人在,但真正能够对悲剧作全面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解释,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也只有黑格尔一人。     

意境与禅玄─—中唐诗歌意境论之诞生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诗歌“意境”的概念，并对之加以探讨的，是中唐时期的一些作家和诗歌理论家，这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然而诗歌意境理论的诞生，绝非偶然，它与前人及同时代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思想及哲学理论观念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狄德罗“理想的范本”与中国戏曲“传家的衣钵”——重温朱光潜关于“演员的矛盾”的论述

客观地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还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都不能完全代表西方戏剧传统。西方戏剧观从亚里士多德、卡斯特尔维屈罗、狄德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耶荷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当年与朱光潜争论的人对此显然是不甚明了的。而朱光潜恰恰是在西方戏剧的宏阔视野下看到了在近代并非主流的狄德罗演剧观与中国戏曲的神似性,而不是像其他讨论者那样将话剧与戏曲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传统戏曲演员正是狄德罗的理想演员,每出戏不同的"理想的范本"正是中国传统戏曲"传家的衣钵"。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东方和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对其以后的东西方伦理思想史有着极大的影响。文章主要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并结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阐释,对＂什么是幸福＂进行了论述。     

孔子的“友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比较

孔子的“爱人”思想,本质上是讲“亲亲”,但也包含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不仅包含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孔子的“友谊”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既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也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     

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与移植

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移植,拓展了文艺理论建设的视野和思路,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长期滞留在古典主义的历史阴影之中,新时期文论在"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从"唯情内转"到"唯利外转"为主线的演变转化,审美特性与社会生活趋向统一的现代美学课题始终未能得到理论思维的关注和解决,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和移植亦随之出现较大的偏差,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和移植上。深入研究新时期文论在引进和移植西方现代美学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模式和出现的主要问题,从而建立既不同于"西马"又不同于"苏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是中国当代文论重要理论课题和历史任务。     

中西悲剧之比较

悲剧理论是美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到尼采,或者从孔子、王守仁、鲁迅、朱光潜到李泽厚,不同时代的大师们都曾在她的怀抱中大放异彩。而从东西方文化思想来说,地域和背景的不同差异,也必然导致中西方悲剧理论朝不同的方向行驶。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海天诗话》与中国比较诗学的滥觞

民国初年胡怀琛发表的《海天诗话》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对中外诗歌比较进行探索,开创了中国诗话与外国特别是西方诗学对话的途径,是中国比较诗学最早的作品之一.这部论著既有中国传统诗话的独特方法与视域,也通过对欧美诗的点评阐释而形成与西方诗学原理和基本观念的对照,对研究中国比较诗学的起源与历史有着重要价值.无可讳言,《海天诗话》也存在点评方式失之于简约、较少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阐释、对西方诗学观念的理解并不明晰等缺陷.而正确评价其历史贡献与价值有利于理解中国比较诗学初期特性.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

中国传统的气论美学是以中国的气论哲学及气感文化诠释中国的审美实践和美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的元美学。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现代性语境之下,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可以深入地阐释中国美学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思想体系,更加理性地应对中西美学交流中的巨大机遇与严峻挑战,为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建设拓展综合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维空间。     

浅论诗歌语言的隐喻特质

中国古代美学提倡含蓄朦胧、蕴籍风流,诗歌作为最能体现古典美学精神的文学样式,利用语词的隐喻特质,极大地拓宽了诗歌的审美空间,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主要探讨诗歌与语词的隐喻关联,同时简要归列了解析语词隐喻内涵的方法,力求从隐喻阐释理论的高度对诗歌的多义主题及丰富寓意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和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