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咏史诗试论

南朝咏史诗不仅数量较多 ,超越前代 ,亦有像颜延之这样的优秀咏史作家。更为重要的是 ,南朝咏史诗表现出前代所无的新特征 :怀古诗的形成与成熟 ,“赋得”题咏史诗的出现与创作 ,咏史乐府创作题材的女性化与趋同化。南朝咏史诗的贡献在于 ,确立了咏史诗以悲为美的美学特征 ,在贯穿古今时空的古迹场景的描绘中去追寻历史古人的咏史怀古模式、否定结构 ,对诗作形式作了自觉探讨 ,为唐代咏史诗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试论南朝咏史诗

南朝咏史诗不仅数量较多,超越前代,亦有像颜延之这样的优秀咏史作家。更为重要的是,南朝咏史诗表现出前代所无的新特征:怀古诗的形成与成熟,"赋得"题咏史诗的出现与创作,咏史乐府创作题材的女性化与趋同化。南朝咏史诗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咏史诗以悲为美的美学特征、在贯穿古今时空的古迹场景的描绘中去追寻历史古人的咏史怀古模式、否定结构,对诗作形式作了自觉探讨,为唐代咏史诗的繁荣作出很大贡献。     

南朝咏史诗试论

本文主要对南朝咏史诗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分析归纳了南朝咏史诗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 :怀古诗的形成与成熟 ,“赋得”题咏史诗的出现与创作 ,咏史乐府创作题材的女性化与趋同化。作者认为 ,南朝咏史诗的贡献在于 :确立了咏史诗以悲为美的美学特征 ,确立了在贯穿古今时空的古迹场景的描绘中去追寻历史、古人的咏史怀古模式、否定结构 ,对诗作形式作了自觉探讨 ,为唐代咏史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乐府咏史诗的发展与演变--以《乐府诗集》为文本对象

汉代乐府咏史诗初步体现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的功能,可入乐,最早采用了史叙、论述咏史体式。魏代注重历史兴亡的探索,借史言志抒情,开拓出新的功能,入乐目的是为了干预、戒鉴现实或言志,确立了史赞体咏史诗。晋代故事乐府盛行,思想内容儒化,背离讽时言志传统,音乐性质雅化,但出现了自制新歌以供娱乐的新特点。南北朝表现出创作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点,入乐目的是为了娱乐,开拓了咏史的娱乐功能。唐代也有女性化、趋同化特点,但原因、内蕴与南北朝不同,题材广泛,功能得到全面开拓,表现出新的特点,如注重对本朝史的反思,体现了向咏史词转化的性质等。     

汉代乐府咏史诗探论

汉代乐府咏史诗的创作量是较多的,分为乐府古辞、民歌、文人之作三类,具有音乐性,初步反映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抒情言志的功能,最早采用或确立了史叙、代言、论述三种咏史体式,有较高的艺术性。     

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陈子昂咏史诗试论

陈子昂是初唐以前咏史诗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其咏史诗主题内涵全面深刻,继承与开拓有机统一,拓展了咏史诗的诗体功能和题材空间。这和其“兴寄”论密不可分。从创作风貌上讲,其咏史诗呈现出恢复魏晋风骨,同时又开拓唐音;悲慨的情感与深入的理性相统一的特征。尤其是其怀古类咏史诗打破了传统的否定结构模式,一改悲观虚无的历史消极情绪,为怀古注入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使怀古走向与咏史体式的融合。综合来看,他应是古代咏史诗史上贡献很大的作家。     

大历史观视阈下的唐代咏史诗——浅论唐代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

咏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结合体,是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咏史诗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创作的高潮,有唐一代许多诗人创作过咏史诗。从创作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上看,唐代诗人咏史的主要目的有四:以诗歌为古人作传;站立历史高度以诗论史;借咏史以申志抒情;借鉴历史以讽谏当世。     

论杜牧咏史诗的艺术特征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咏史诗演变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它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或阶段。一是狭义的,那就是单纯歌咏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它们大多以咏史直接命题,是最原始的形式和意义。在这类诗中,虽也有诗人的感怀和对现实的影射,但以对史实的咏叹为主,左思以前的咏史诗比较典型。一是广义的,除了狭义咏史诗,还包括那些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体历史印象思考、探索的诗,以及立足现实、缅怀历史的怀古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1]就是对历史现象的一种纵深透视,是咏史。本文便试图从广义的角度来探讨杜牧咏史诗的艺术特征。杜牧…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论李白的大言

李白好大言,在诗中常常表现为有意夸大数目、用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以及爱用艺术变形的手法,还表现为对雄伟阔大、奇特壮美意象的追求,因而形成其诗豪放飘逸的风格和瑰奇宏阔的美学特征.李白喜好大言主要跟他粗犷豪爽的个性和浪漫的气质密切相关,跟唐人豪迈自信、说话夸饰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还跟传为宋玉所作<大言赋>、<小言赋>和南朝至唐流行创作<大言诗>、<细言(小言)诗>的影响有关.     

李白诗歌及其本事传播

在唐代诗歌的流传过程中,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些著名诗作面世前后,往往伴随着一段与之相关的趣闻与传说.这些故事的流传,不仅为其原作增添了传奇色彩,也进一步提高了作品的知名度.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李白诗歌与其本事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唐诗别裁集》立足儒家文学观的持守和突破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对唐诗的选择是从宗旨、体裁、音节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中"宗旨"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体裁、音节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美的因素,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尽善尽美"文学观的更具体的规定.沈德潜在自身所处的学术背景中,从宗旨和审美特征两方面对唐诗进行"别裁",将"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高格壮响确认为唐诗的主流美学特征,并对以李、杜为宗的唐诗艺术个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立足儒家传统文学观,<唐诗别裁集>以其新颖风貌在唐诗编选领域奠定了自身的独特地位.     

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王维 孟浩然诗之探研

李白、杜甫、白居易堪称唐诗三杰,但就山水田园诗而论,则又不是最优秀的。这方面首推王维、孟浩然。李白虽亦擅长山水田园诗,但其诗傲气太盛,潇洒之风太浓,那天马行空的气势似乎蹈碎了山水田园那幽静之气,所以李白不能算上乘。而杜甫、自居易诗中的忧国忧民,诗之功利风气太浓,又似乎污染了山水田园诗之纯净,只有王维、孟浩然二人的诗作,无论从价值上,还是从意境上,都堪称唐代、甚至整个中国诗歌历史上的山水田园诗之最高峰。     

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选诗（先唐诗）、唐诗和宋诗。其论诗范围已涵盖到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朱熹特别重视选诗,认为选诗是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最早对陶渊明诗的平淡风格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对于唐诗,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肯定李、杜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的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朱熹的批评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现实意义,对后代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李白诗歌用韵研究

历来对李白诗歌的研究多以诗歌内容为主,很少有专门从形式方面(包括格、律、韵)来研究的。这不能不说是李白研究中的一大缺陷。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混韵现象,说明对平水韵的改革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