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重要脂批的作者考辨——与郝廷霖同志商榷

脂砚斋是不是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是近年来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提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自传’说”的观点。近年来,有的同志重申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先是郝延霖同志发表的《没落贵族的哲学——论<石头记>的脂砚斋评》,继之是徐迟同志的《如何对待脂砚斋》,都持类似的观点。1980年,叶朗同志发表了《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1982年,郝延霖同志又发表《脂评“自传说”考(?)答叶朗同志》一文,重申     

对于典型若干问题的认识——兼与赖应棠同志商榷

典型问题是文艺界讨论已久的一个老问题。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肃清“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流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近两年来这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上的赖应棠同志的《典型浅论》,就是粉碎“四人邦”后出现的典型论文中的较早的一篇。这篇文章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批判“四人帮”在典型问题上的流毒,对于某些有分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赖应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答司马志纯等同志

司马志纯、陈祖华、林先发等同志(以下简称司马等同志),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阐述了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基本看法。此文虽未指名与我们商榷,但它所批评的主要观点,是针对我们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篇拙文的。为使这一讨论得以遵循“双百”方针继续深入讨论下去,特别是不失去再次就教于司马等同志的机会,我们感到有进行答辩或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必要。我们认为,这对于读者进一     

为“论点说”一 辩

对于“论点、论据、论证”的议论文三要素理论即“论点说”应如何看,这是当前许多语文教师讨论的话题。《语文学习》1991年第9期余绍秋《向“论点说”开一炮》的文章认为:“论点说”“无视文章的性质,尤其是无视议论文的性质”,“无视所有名家名篇议论文中都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一篇议论文的思想认识即道理并不是一点,而是一连串”;“论点说”把“议论文教学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因此他要求“废止‘论点说’是当务之急”。作者的看法是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还是肤浅的脱离实际的呢?这里谈谈个人看法,并与余绍秋同志商榷。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就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同萧涤非等同志商榷

萧涤非同志在《文史哲》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此文前后,其他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几篇批评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以下简称郭著)的文章。萧涤非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萧文)对郭著作了尖锐的反批评和批评,说郭著对杜诗作了“难以置信的”、“有意的曲解”,说它“抑扬随意,借比较之名,行打击之实”,简直“前所未有”。有的文章甚至说郭著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反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兼与张永鑫同志商榷

《史记·屈原列传》载有楚上官大夫欲夺屈原宪令草稿一事,学者对此向有异说。近读张永鑫同志《上官、屈原夺稿辨》(见《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颇受启悟,遂对“夺稿”一案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草成此篇,以就正于张永鑫同志及诸位方家。 我认为,对“夺稿”一案首先须辨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对此事记述的原意如何,二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可混淆。 先说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云:     

关于阿Q典型性问题——对于李希凡同志“关于‘阿Q正传’”一文的商榷

在今年四月号“新建设”上,李希凡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作“关于‘阿Q正传’”的批评文字。在这篇文章里,李希凡同志把过去许多人对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看法,概括为三类,现在我把他的概括抄在下面: (1)有人根据鲁迅在“俄文本阿Q正传序”里,对于阿Q这一典型说过的几句话:“我     

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在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武汉大学老校长李达同志诞辰110周年。1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胡乔木同志发表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讲话,对李达同志作了全面公正的科学评价。现将这篇讲话全文发表。同时,我们还转载陶德麟教授2000年7月11日在《光明日报》“学术”版“学术大师治学录”专栏发表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发表雍涛教授撰写的《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和朱传教授撰写的《论李达的三部著作的历史地位》两篇文章,以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10周年。     

关于对夫余史地研究的问题——复王兆明同志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发表了王兆明同志《东北古代夫余的活动中心及有关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从不同立论对我提出的看法进行全面商榷。拜读《王文》后,使我感受最深的并不认为王说已是确论,相反认为此类问题仍需讨论。这是因为目前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可以用一种看法否定其他看法的时候。近几年来,在对夫余史地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不同     

对封建社会中有关农民革命几个理论问题的再商榷——答黄彦同志

一九七七年底,我在中山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曾提出《试论李自成思想》一文,对姚雪垠同志的观点进行商榷。会上黄彦同志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了进一步开展讨论,广东《学术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发表了我的文章,并同时登载了黄彦同志《对<试论李自成思想>一文的商榷》,对我提出批评。黄彦同志的异议对我有很大启发,但其中有些观点我仍然不敢苟同。本文再谈谈我的看法,以供继续讨论。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互不可分的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张传湘同志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读后颇受启发。张传湘同志在论证“绝对理念”不是在时间上而是在逻辑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一观点时,提出了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提出来以求教于张传湘同志。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也     

《文心雕龙》之“道”再辨——兼答邱世友同志

读了《哲学研究》今年五月号上邱世友同志的文章:《关于<文心雕龙>之“道”》很受教益,非常感激。特写这篇文字酬答,以谢雅谊,并就正于大家。多年来,对于《文心雕龙》之“道”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的名流学者很多,但是“道”的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把许多对“道”的说法加以罗列,则有黄侃、刘永济的自然说;范文澜的儒家圣贤之大道说;陆侃如的儒家说;杨明照的三才说;郭绍虞的自然之道和儒道不矛盾说;黄海章的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不能等同说;     

所谓《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质疑

去年十月号《杭州文艺》上,刊登了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为了证实这篇“佚文”的真实性,同时发表了原件提供者沈家骏同志的《一点说明》和绍兴地区师范学校谢德铣、王德林同志的《初步考略》。沈、谢、王同志的文章中,虽然也有“榷商”的字样,但实际上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沈家骏同志断言《祭文》是鲁迅“挥笔写就”的,谢、王等同志正式宣布《祭文》为“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祭文》果真是出于鲁迅手笔的鲁迅佚文吗?我们认为不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将这篇《祭文》抄录如下,而后从六个方面提出质疑。     

李富春同志五四时期的一篇小说

今年一月,我翻阅五四时期报刊时,发现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的李富春同志一九二○年六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写的一篇题为《一个法国兵的忏悔》的短篇小说。意外的收获,使人分外欣喜。李富春同志的这篇作品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时事新报》上,篇名前标有“小说”栏目。作品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失去了一只手的兵士的     

对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起源的理解——兼与张育新同志商榷

对于艺术的起源问题,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艺术起源于劳动”,并认为这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近几年有人对此说提出质疑。《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了张育新同志的《普列汉诺夫怎样论述艺术的起源》。他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之说是片面的、有弊病的,并认为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个公式。《文摘报》一九八三年第八十一期以《艺术起源于劳动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为题摘登了张育新同志的文章。如何理解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的论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与张育新同志商榷。     

李富春同志五四时期的一篇小说

今年一月,我翻阅五四时期报刊时,发现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的李富春同志一九二○年六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写的一篇题为《一个法国兵的忏悔》的短篇小说。意外的收获,使人分外欣喜。李富春同志的这篇作品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时事新报》上,篇名前标有“小说”栏目。作品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失去了一只手的兵士的     

“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说再探——答袁贵仁、谢楚伟同志

拙文《“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说质疑》发表后,袁贵仁,谢楚伟两同志分别撰文提出了异议,现就这一问题再陈管见,作为对袁,谢二文的答复。 一 袁贵仁同志在《怎样理解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以下简称《袁文》)一文中肯定“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是存在的,因而说它“构成绝对真理”的表述也是科学的,并提出了三个论据予以证明。而我却认为所列三个论据都是难以成立的。     

须知木兰是女郎——也谈《木兰诗》的主题思想

《木兰诗》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代民歌,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一篇“传统课文”,但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开封师院学报》近来先后发表了林春分同志的《论<木兰诗>的主题思想》和任崇岳同志的《<木兰诗>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两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这是有必要的。“疑义相与析”。经过讨论,大家各抒已见,以期对疑难之处,求得正确的理解。这对教学有益处。虽然在教授《木兰诗》时不一定非讲它的主题思想不可,但作为教师,心里总得有个谱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