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兼论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的方法论原则

儒学的研究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只有知识性的儒学,而无实践性儒学的局面,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必须要对儒家伦理进行解构,儒学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人学理论,它不是一般的知识系统和逻辑架构,而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哲学;它有宗教、伦理、政治三者交融一体等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儒学的实践品质与宗教性的精神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立身处事的信仰支撑和德性.本文论述了如何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具体构想.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儒家伦理价值观

儒家伦理价值观以伦理原则作为评价社会人事、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其形成原因可从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哲学世界观中得以说明。自孔子开始把“天命”与人伦精神相结合,至宋明理学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封建伦理原则,使儒家伦理价值观具完备的哲学理论形态。儒家伦理价值观对社会人事及自然科技发展的影响、作用均具两重性。我们须认清并剔除其糟粕,弘扬其精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论儒学政治化的原因——从先秦儒学的内在品质看

由先秦儒家创立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在学派思潮林立的争鸣较量中胜出,并在西汉之后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官学地位,从而使儒学政治化.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儒学有其赖以生长发育的经济土壤和社会环境外,还得益于儒学理论内在逻辑一致和情感普遍认同的理论品质.     

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

自从孔子开创儒家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虽然儒学的整体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各阶段的儒家思想又各有特点。但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由心理原则或伦理原则走向哲学。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虽然各种经济政治制度不断地变迁,但是社会的生活结构,始终是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来维系的。这种社会生活结     

“儒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导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不论如何升沉变化,儒学始终是中坚。自王官之学降为诸子,百家争鸣,儒学成为显学。汉承秦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于是经典化。然而东汉与西汉经学异途,魏晋玄学渗入,隋唐佛学西来,遂激起宋儒改造之念,而理学已与经学异趣。及至清初     

简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

中华民族在其生存、繁衍、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融汇和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伦理精神(以下简称“中华伦理”),这种精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就把伦理思想视为“礼义也者,人之大端”,提倡“德治”、“教化”。其后又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进一步将儒学思想系统化、完整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华民族古代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即在于“积善成德,以德治世”。因此,要讨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便不能不从儒家伦理思想谈起。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效率与和谐：－经济伦理学的探索

传统中国伦理是以“礼”为中心的纯人伦精神 ,而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主要是强调效率的经济伦理。纯中国式的传统伦理虽然使人际关系“和谐” ,但是它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无效 ;西方的资产阶级伦理造就了社会的高效 ,提升了全体国民的福利 ,但是它客观上又造就了人们精神的普遍空虚。经济伦理要将伦理精神上的“礼”节之“和”与经济上的效率结合起来 ,做到伦理讲效率 ,经济讲正义。     

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法文化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系统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70年代后,由于秦简、汉简等新史料的出现,学术界对该命题的某些具体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伦理主义和混合法是中华法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始终一以贯之.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对古代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战国秦代的法家集团,在清算宗法贵族制度推行“集权法治”的同时,完成了局部的“纳礼入律”.西汉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巩固特别是儒学被奉为正宗学术,古代法律开始儒家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全方位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儒法一统化;在司法职业训练上表现为儒学律学化或律学经学化;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宗法礼制的逐渐成文法化;在法律样式上表现为儒家提倡的混合法理论逐渐社会化.     

新儒学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儒家学说中,有一套极具道德伦理精神的经济思想,诸如“整体主义精神”、“良知”学说,“义利”观念等等。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论西汉前期的经学思潮

在西汉前期的学术领域,激荡着一股“汉家法周”、复兴儒学的思潮,我们名之曰“经学思潮”。它在西汉初年主要表现为“过秦”,即对秦王朝的苛暴政治及其指导思想法家学说进行严厉的批判;在景、武时期则表现为儒道之间的互抑互黜,双方由学术之争逐渐演变为对政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及其所整理的文化典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尊孔、尊经、读经、造经、解经,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术领域色彩斑斓的景观。儒学终于变成了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宗学术,登上了意识形态的宝座。     

试析画像石和儒学的关系

儒家经学思想倡导“仁”政和“德”政,极力推崇孝亲的行为。儒学思想体系在汉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阶级也极为推崇孝的思想和行为,“举孝廉”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导致了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的盛行。厚葬之风也导致了汉代画像石的繁荣,汉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厚葬之风是汉代画像石艺术兴起的原因,而厚藏之风的思想根源则来源于儒家经学思想,因此,对于探询画像石艺术产生的最终的思想根源来说,儒家经学思想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西汉诏令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

西汉诏令以其特有的方式多维度地反映了西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实况,它不仅为理顺西汉政治与人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也为儒学在西汉的发展与凸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汉诏令也映现出那个时代的哲学趋向与人文图景,其自身所凸显出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更是为东汉乃至后世的诏令提供了基本范式。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被融进西汉诏令中不仅反映了西汉政治的价值向度,而且也彰显出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中的实际价值。     

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时中”生态智慧与同心圆生态模型

儒家重“时”尚“中”,其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是“时中”。儒家生态伦理自然观具有两重内涵,一是贵人而不惟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情感立场,二是尽物而亦爱物的待物有别的生态伦理价值选择。在生态文明特别是生态伦理的意义上,两者都遵循着同心圆的生态模型。基于此,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源意义和启发作用。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这不能不说是武帝尊儒崇经的一大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