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理一分殊”是杨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相对于张载、程颢、程颐对“理一分殊”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理解,“理一分殊”在杨时的学术体系中已被落实到具体的人伦规范。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完美统一。     

“理一分殊”思想及其诗学价值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由周敦颐、张载等开其端,由“二程”明确提出,由朱熹集其大成。“理一”是指天地万物的根本之理,也是理学家所主张的宇宙与人文的终极之理;“分殊”则是这个根本之理在具体事物中的多样性表现。既重视“理一”,又重视“分殊”,这是理学家们在伦理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等领域都依循的思想方法。对于诗学而言,“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人在鸢飞鱼跃的万物生机中体认“天理”,在审美感兴中感悟宇宙人生之理,使诗歌作品在生机勃勃的物象中呈现理思,这成为近古时期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     

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理一分殊”释义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之一.在思考世界的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以及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诸问题时,其论旨与《易·睽卦》昭示的“同异”辩证性以及《论语》所谓的“一贯”之道,均有某种延续性或者重叠感.更重要的是,宋儒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而上根据问题,开启了一种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特别是程颐藉着对《西铭》的诠解,讲出了儒家道德宇宙本体论和人生价值根源论的关键所在,用“理一分殊”的道理较好地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找到了较有说服力的宇宙论依据和本体论证明.后续的理学家们,继续阐证和发挥“理一分殊”的义旨,扩大了此一问题的论域,也深化了其理论的内涵,其中尤以罗钦顺、陆世仪二人为著.     

罗钦顺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辨

新版《辞海》哲学分册在“罗钦顺”这个条目下面指出罗钦顺思想的局限就在于他接受了程朱的“理一分殊”之说,并引了他的“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一段话为证。此点我认为是不确切的,特提出来商榷。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他在批判继承朱熹"理一分殊"说及卡西尔功能统一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对"理一分殊"作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并将此作为自己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问题的处理、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揭示、对系统哲学的探索,都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来把握的.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儒家思想研究》出版

吴乃恭先生所著《儒家思想研究》已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孔子、儒家八派、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巨灵思想的分析探讨,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清晰地勾划出儒家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作者在著作中着重阐发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如:①区别了儒和儒家,并指出将“儒”释为以相礼为职事的知识分子是不妥的;②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后天的性恶论;③分析了朱熹“理一分殊”说的三点含义;④认为荀子、王夫之均强调了行在认识论中的决定作用,对传统中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的说法提出大胆质疑。     

儒道自我观的比较

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自我观在自我的本质、理想自我的人格特征、实现理想自我的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儒家自我观认为自我的本质是仁,理想自我的人格特征是“内圣外王”,通过自我修养、自强不息去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道家自我观认为自我的本质是“真”,理想自我人格是“无知”、“无为”“无欲”,通过“虚”、“静”、“齐物”等方式来实现理想人格。两种文化的自我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     

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反思

爱是儒家学说的思想起点。为了由血缘之爱推出社群之仁爱,儒学从天人两个向度展开思想探索,并在理学成果中表现为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的辩证世界观,以此来完成人性结构与世界本体的同质同构性说明。儒学最有特色的成果是修养功夫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通过“中和”问题的探索,开拓出知识与道德互相启发的精神实践道路,为中国哲学中真与善的矛盾求解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也由此探索出了一条仁爱的精神实践道路。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对于《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汉儒认为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意在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与此不同,北宋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深入思考,并由困惑而觉悟。同安悟道在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并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和发挥,强调君子教人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朱熹的阐释无论是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不仅对后世《论语》解读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传统价值取向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以“(?)”统摄“真”与“美”。 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代表了一种“至善”的价值取向。在真、善、美人格三要素中,儒家过于强调了“善”这一要素,把它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真”(原始儒家没有提出“真”这个概念,他们所讲的“信”和“诚”可以说是与“真”相近的概念,信、诚是指道德上的真诚,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和“美”则被“善”所涵盖和统摄,从而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样一种人格设计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