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陕北匪患

陕北土匪抢劫烧杀群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边区基层政府的建设,严重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稳定和发展。灾荒、战乱、部分哥老会反动分子的存在是陕北匪患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边区政府采取了军事清剿、法律制裁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消除了陕北匪患,稳定了边区的社会秩序,使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改造封建家长制婚姻家庭关系为突破口，推动乡村妇女争取解放，动员乡村妇女参与革命。为引导广大乡村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变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批判封建习俗，传播“妇女放足”与“婚姻自由”等新观念，催生了乡村妇女走出旧式家庭的权利意识。在离婚潮兴起之后，边区大众化的司法实践对乡村妇女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矫正，同时，党以“家庭和睦”和“婚姻自主”的新口号引领乡村妇女参与新式家庭建设。在此过程中，乡村妇女的主体性逐渐生成，她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诉求，通过建设新式家庭参与了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审视

[提要]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曾经是一个封建落后、陋习盛行的地方，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又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契机。面对边区妇女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妇女为中心，从文化教育、放足、改革婚俗、妇女参政议政等方面领导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走上正规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都始终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提高了边区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改良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边区广大妇女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为新时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妇女事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地位的变迁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晋西北行署建立之前,晋绥边区的广大妇女不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外在压迫,而且还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的内在束缚,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生活处境极为艰难。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正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妇救会的广泛动员下,晋绥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学习文化,为争取家庭和社会地位而勇敢斗争,她们逐渐打破封建束缚,积极投身晋绥边区的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成为边区抗战的一股强大力量,为边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反巫神运动的历时性考察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造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动员,不得不对乡村社会加以改造。巫神作为旧社会的荼毒,长期以来受到陕北民间的崇拜,他们威胁着边区政权的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绊脚石”。反对和改造巫神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逐步面对的问题。从长时段来看,这一运动经历了“萌芽初显—初步形成—高潮迭起”三个历史阶段。首先,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兴起要求将整个边区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巫神也不例外。其次,由于巫神与二流子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边区政府通过给巫神贴二流子标签的方式改造了一部分巫神,但仍有许多顽固的巫神未曾转变。为此,边区政府借助崔岳舜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掀起了全边区反对巫神的热潮,以典型引领和“巫神坦白”的方式逐步改造巫神,使得农村迷信巫神的活动大幅度减少。反巫神运动同边区卫生防疫运动、反迷信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交织一起,勾勒出了乡村社会蝶变的亮丽图景。以改造巫神为代表的反巫神运动,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式公民的角色期待。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民元时期中国妇女法律地位探析

妇女的法律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元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采纳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立法原则,颁行了大量有关妇女问题的法律条文,中国妇女获得了一定的人身权、教育权、参政权、就业权、财产继承权和婚姻自主权,法律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立法的缺陷,妇女主体意识的不足,妇女法律地位远没有达到当时法律赋予的应有程度。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试述阿拉伯地区妇女地位的变化

由于阿拉伯地区妇女深受伊斯兰教法与圣训的影响,历史上阿拉伯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地位低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倡导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原因,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独立性增强,也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由于受伊斯兰传统影响,阿拉伯妇女状况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妇女就业仍受限制,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利仍不容乐观,但展望未来,相信跨入新世纪的阿拉伯妇女必将展示出新的风采.     

乡村自治中留守妇女参政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苏北S市的调查

苏北S市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为留守妇女参与乡村自治腾出了政治空间,她们理应成为乡村自治的主体。但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妇女在参与乡村自治的广度和深度上并未改变一贯的窘境。分析表明,这是组织、制度、观念、物质利益及文化教育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乡村政治发展的决策主流,在现今中国男性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加大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以强制性的制度安排,确保留守妇女一定比例的实质性参与,逐步提高她们在乡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     

乡村妇女性别角色对其家庭地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X村和L村扶贫项目的比较

在广州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之下,以"乡村生态体验游"和"农副产品城乡贸易"在该市X村和L村的分别实施为依据,以个案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为主,对两村妇女参与项目之后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变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妇女自身发展与性别平等意识增强是两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共同机制;收入性质与数量的不同及是否扮演公共角色是两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差异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的经济收入决定其家庭地位这一"资源论"传统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个体的公共角色影响着社区对妇女的评价,同时又对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妇女的发展意识与性别平等意识是其家庭地位改变的重要动力。     

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两性和谐建设的历史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和谐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男女两性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婚姻等诸多方面提高妇女地位,推进了男女之间的平等发展.这些措施对于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边区灾民、流民的增多和边区经济的困难。边区党和政府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救治方针政策,以积极防灾,科学决策为长远目标,采取政府赈济和群众互助互济相结合,使边区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不仅保证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而且加强了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

妇女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自宋代以来即逐渐下降,民国时期则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逐渐产生新的女性话语意识,政府亦因应形势颁布了相应的法权保护文本。本文以天柱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分析土地买卖过程中其所扮演的卖主、买主、凭中等角色,阐述她们享有的权利和地位等诸多问题。、比观清水江文书与民国时期保护妇女权利和地位的法律和法规,或许可以得出妇女——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主动权益诉求,其权利和地位仍受到各种或隐或现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建设,促进了边区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边区妇女在参政意识、家庭自主意识、受教育权利意识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边区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从无我到有我,从被动走向主动,基层妇女增强了群体自主意识。但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边区妇女在自主意识的觉醒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略论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本文对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分析，认为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较后世的妇女地位要高的多，西汉妇女的地位比东汉妇女的地位要商的多。     

《管子》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基于“女性”语义场中词的探析

从《管子》“女性”语义场中的词可分析《管子》中体现的先秦时期齐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齐国“王霸天下”离不开妇女,她们参与诸多活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家庭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使齐国妇女在当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不仅高于同时代其他诸侯国妇女,也高于后来封建社会中的诸多妇女。     

从婚姻家庭看布朗族妇女的社会地位

本文从婚姻家庭的角度 ,揭示了布朗族妇女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表现的较高的社会地位 ,并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这对于了解古今布朗族妇女的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呈现出参政主体多元性、参政方式多样性等特点。边区妇女参政对于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增进广大妇女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加快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以及保证边区的和谐和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陕北民歌概述

从民间文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审视陕北民歌产生的文化背景、创作环境、思想内容、类型特点及艺术风格，进而论述了陕北民歌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