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简析

京师同文馆创办于1862年,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也是我国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不但有系统的外语以及西学课程,而且还将课堂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本文试图对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西学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特色进行简要的分析.     

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技书籍的译介出版

洋务运动时期正是中西文化不断冲突、整合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清政府通过成立专门的翻译机构,系统地出版介绍和传播西学。这些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都发展成为晚清重要的西学传播中心。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翻译和出版活动成了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促进和推动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中国传统的思维和语言方式的转变。同时,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方科技图书的译介出版活动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出版发行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奕訢与清政府对外开放的蹒跚步履

奕訢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恭亲王之尊倡导“自强”、“洋务”于庙堂之上 ,对清政府“师夷长技”、“采西学”的努力起了促进作用。奕主持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近代化事业 ,在以西法练兵制器、同文馆及天文算学馆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以及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和外向型商贸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Ontology这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的历史考证来揭示西学与中学在出发点上所存在的一个基本差异,即“是”与“应该”的差异,及其在中西学术和思想比较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与“应该”的差异,构成了西学与中学几乎一切重大差异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一思维方式在出发点上的差异也标志着中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二者之间在很多领域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既不能以中学的标准来衡量西学,也不能以西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学。无论是中学过去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现在的分类体系都是在它们自身内在的思维理路的支配下逐步形成的,因而也都有着各自的合理性。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京师同文馆既是晚清外交走向近代化的产儿,也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推动者.同文馆在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的传播,参与对西方的外交考察、驻外使领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外交人员的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洋务运动的其他事业的命运一样,同文馆并没有改变晚清外交被宰割的命运.     

守山阁学人群体的崛起与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以《几何原本》为例

一般以为明末利玛窦、徐光启引进“西学”以后,“利徐之学”在清代曾经中断,似乎只在“鸦片战争”以后,晚至“戊戌”时期的康、梁一辈学者,才重新开始“西学”启蒙运动。然而,清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学术传承脉络证明：以钱熙祚、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为核心的学者群体在1837年即通过抄录、校勘、刊刻“守山阁丛书”,研究和传承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著作,并为战后之“西学”复兴做了铺垫。“守山阁丛书”及一系列包含“西学”书目之丛书的刊刻与发行,证明江南地区的乾嘉学者有一种内在和纯学术的热情。如同笛卡尔、帕斯卡哲学提倡“几何学精神”一样,李善兰、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1858)后九卷,接续利玛窦、徐光启的“所以然”的“metaphysical study”,表现了“西学”启蒙运动的延续性。19世纪30年代起,“守山阁丛书”刊刻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译书活动,是一种延续性事业,更是“戊戌变法”中“西学”宣传运动的基础。总之,“守山阁丛书”学人群体的学术自觉,并不能以“冲击—反应论”的模式来解释,而需要某种形式的“内在理路”来说明。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管理

作为晚清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设立了专职的学生管理人员,制定了学生管理规章,把学生学刁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学校管理范围,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学生管理模式,对后世的学生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奕欣与清政府对外开放的螨跚步履

奕欣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恭亲王之尊倡导“自强”，“洋务”于庙堂之上，对清政府“师夷长技”，“采西学”的努力起了促进作用，奕欣主持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近代化事业，在西法练兵制器，同文馆及天文算学馆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以及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和外向型商贸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中国近代建筑史起始期考辨——20世纪初清末政治变革与建筑体系整体变迁

既有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囿于通史分期模式,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近代建筑历史的起点。文章拟从传统建筑体系的整体断裂、新式建筑教育的初兴与新型建筑师的出现、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改造三个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整体性变迁,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建筑史与近代建筑史的真正分界点不在1840年而在1900年代。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管理及其启示

晚清上海是近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先行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辖区内的交通管理更是反映了这一先行过程。工部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培养了华人的规则和法制意识。     

论近代湖南西学流布的时差与路径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起始期,湖南与东南部省区比较,其引进西方文化的时间要晚近200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湖南西学依然呈现滞后状况;清末民初,湖南赶上了以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改革社会的政治学为输入重点的西学传播潮流。西学在湖南的流布特点制约着湖南近代历史的走向。     

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既是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又是杰出的一代报人.他20几年的办报活动,一直与其反对封建专制及列强入侵,倡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斗争相始终;论办报生涯之长,创办主编报刊之多,报业思想之新与丰,宣传的社会影响之大,在清末民初尚无人能出其右者.他一生的办报活动,不仅沟通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大解放与报业自身的发展,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与迈向近代化,而且还造就奠定了其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报界之巨子、杰出政治改革家和启蒙宣传思想家、传播西学文化使者中之主角的历史地位.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世派知识分子——以金安清的经济思想为例

在西方经济思想逐渐传入近代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经历着主动的现代化过程。对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考察有利于更全面的认知近代的经济思想大变迁。在没有外来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第一个阶段。作为一位晚清经世派知识分子,金安清的经济思想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对其经济思想的考察有利于形成对晚清社会经济思想的完整认识。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分析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唐代和近代两个高峰: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和影响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因此从信息传递、政治需要、社会发展、战争胜负、国际竞争、民族尊严和法律优劣诸方面,对古代日本输入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和晚清中国输入近代日本法律文化的动机与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交流的双向性和典型性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也为当下中外法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史和思的资源。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论晚清的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作为正式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当今时代十分盛行,而该类教育形式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且颇受欢迎。晚清的补习教育种类多样,包括学校补习教育、实业补习教育以及其他补习教育等。该教育形式对推动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对当下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