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邵逸夫的生存之道

邵逸夫率领香港创造了“东方好莱坞”的奇迹，他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华人世界，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和标志。邵逸夫错过李小龙，被人们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错过”。邵逸夫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只是生意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     

TVB 41年大时代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电视台。它的大名叫"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常用名"无线电视",英文简称TVB。1967年11月19日,由TVB建立的梦幻王国在香港诞生。41年来,这个王国渐渐扩张,越来越有力地侵入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源源不绝的乐趣。港剧是大部分人看电视剧的启蒙之路,上世纪70年代初,TVB开始羽翼丰满,占据着香港电视收视率的八成左右,制造了数次万人空巷的盛世场景,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全球华语电视节目最大的供应商之一。41年TVB应该娱乐不惑,却一步跃进百亿交易、悬购疑云的旋涡里,也许哪一天,TVB不再是TVB,我们将陷入对TVB的集体回忆里。     

爱在天上人间

每一次飞机的起落升降,都会带出一段段动人心弦的美丽故事;飞机场里见尽一幕幕悲欢离合……热播的连续剧《壮志凌云》TVB的经典台庆剧,从小看TVB剧长大的我们,当然忍不住锁定频道了。这次TVB以航空业为题材,据说在香港电视史上也是首部,而片花里吴镇宇与马德钟的飞行员造型,又是那么养眼。     

论图拉真的军事征伐

图拉真作为"五贤帝"时代"最佳元首",对内各项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对外通过征伐扩大了帝国疆域,使帝国的版图达到最大化,军事业绩让前人和后来者无法与之比肩。图拉真治理帝国、治理军队成效显著,是他能够顺利推进他的征服政策的基本保证。图拉真军事征伐有直接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他本人对军事胜利的追求,以及对被征服地区财富的掠夺。     

论“恺撒帝国”说之成立

全部罗马文明史可以分为奴隶制城邦和奴隶制帝国两大阶段。但帝国究竟始于苏拉独裁和他撤独裁，还是始于奥古斯都元首制，迄今仍是一个争论不已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将奥古斯都元首制的建立视为罗马帝国的起点。乌特琴科十分肯定地称屋大维是全新意义上的第一位罗马皇帝①。但也有一些学者力主：供撒的专制统治已使罗马迈入帝国的门槛。盖尔策尔认为，消微的专制主义是同全部早期罗马传统的彻底决裂②。在国内史学界，《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消撒所建立的国家“是个军事帝国，通常称为消撒帝国”③。遗憾的是，在给罗马帝国分…     

古罗马共和制帝国刍议

我国史学界一向认为的只有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才是帝国的观点，有悖历史事实，过于片面，有待商榷。所谓的“帝国”是指国家的规模超出了原来的自然地理界限和民族界限。帝国的政体形式可以是君主专制，也可以是共和制。罗马帝国早在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之前，即公元前２世纪中叶的布匿战争和东方战争胜利后，已经问世，只不过此时的罗马帝国仍旧沿用传统的共和制度，元老院集体统治，因此这时的帝国是罗马共和制帝国。罗马帝国的历史应由目前的元首制帝国———君主制帝国，修正为罗马共和制帝国———罗马元首制帝国———罗马君主制帝国     

锐词

TVB神器 近日．网友在微博发布两组由《布衣神相》、《巾帼枭雄》、《名媛望族》、《天梯》等23部香港热播剧集整合成的TVB剧照，这些剧照中的人物手中所捧瓷碗上都画着一只红色公鸡，它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1983年的《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躲在客栈密室里疗伤，机关就是这只碗。     

郭氏兄弟的恩恩怨怨

豪门恩怨，兄弟之争，一场有如TVB大戏般的剧情在掌管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新鸿基”）的郭氏家族中上演。     

“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论考

从20世纪20年代"田中奏折"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刻起,围绕着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被历史演进验证了的"田中奏折",其文本的真伪之争却成了一桩历史悬案。"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一位"三朝元老",探究与田中有关的历史事件,只关注他出任首相的昭和年间显然是不全面的。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背景考察,基于对《田中义一相关文书》等文献的收集、整理,重点考证"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谓"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提案人和《帝国国防方针案》撰稿人;《帝国国防方针》经过大正、昭和年间三次修订,是一个明确阐述了当时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美国学者魏斐德的中国史研究

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Ｅ．ＷａＫｅｍａｎ，Ｊｒ．）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史学者。他的代表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１９９６）、《中华帝国的衰落》（１９７５）、《伟大的事业：满洲在１７世纪的中国重建帝国秩序》（１９８５）和《上海的侨居者》（１９９２）等多部。魏斐德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代表着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由于他在中国史研究中的突出成就以及他在教学与社会活动中的献身精神和组织工作才干，１９９２年魏斐德被推举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论奥古斯都元首制的政治特色

奥古斯都元首制是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出现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政体。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蒙森称之为“两头政治”（Ｄｉａｒｃｈｉａ），即元首和元老院共治。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和元老院分别管理一部分帝国。当代英国罗马史学家斯卡拉德称奥古斯都为立宪君主（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①，这就是说，奥古斯都元首制是一种君主立宪制。实际上，罗马帝国的开创者是恺撒②。亚克兴战役后，屋大维承袭了恺撒帝国的全部权力。不过，他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既没有像苏拉那样激流勇退，也没有像恺撒那样盛气凌人，而是耐心地体察民…     

邵逸夫：105岁才退休

在中国，来自不同地域的年轻人常常可以找到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曾就读的学校里都有一座“逸夫楼”。同一个名称下，是一位传奇企业家勤勉慈善的拳拳之心。这一切来自于同一个人：邵逸夫。     

在TVB做律师有多爽

如果说,警察、律师、医生是TVB最喜欢拍的三个职业,那么律师剧一定是香港人最喜欢看的。因为律师身上体现出来的专业和人性代表了法和情的碰撞,作为理性的都市人,会学到很多。看新剧《律政情缘》,看新人律师们在法庭上意气风发的辩论,看挣扎在金钱与理想之间的大状们的老将雄风,TVB的律师生活,还是那般美好。     

鲁滨逊的贸易与劳动：笛福对海洋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具有浓厚社会理论色彩的寓言。鲁滨逊的故事不只是欧洲社会形式变革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在笛福看来，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写作，《鲁滨逊漂流记》也表达了他对时代与政治的思考。笛福借助鲁滨逊的航行来展示他对时代的观察，揭示远洋贸易对殖民地的奴役，批判海洋帝国在根基上的不正义。荒岛上的鲁滨逊是一个隐喻，旨在呈现生产与秩序的自然法则，展示财富与文明的自然基础。通过对文明与野蛮习俗本源的追索，笛福也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将其纳入连续而统一的历史进程。在笛福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自然与文明的辩证法。依据这种辩证法，在合乎自然正义的法律秩序中，不同的文明传统可以实现沟通与交流。     

命定扩张论死灰复燃?--美国和帝国

美国,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不相信吗?就在短短数月前,出现了———不仅仅是在华盛顿———有关美国是一个帝国的舆论。甚至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形形色色的专家不再忸忸怩怩,他们宣称美国是控制世界的最新帝国。今天,在他们最新征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新“罗马帝国官员”已陷入重重困境,美国是新帝国的大合唱声已大大减弱,但是,这一信念还远未消亡。毕竟,近几年来,评论家们一直宣称他们发现了一个美利坚帝国。有关的书籍和文章来势汹涌,教授和专家们已在考虑此中的含义。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的这一新角色表示欢迎。外交学会驻纽约…     

政府、竞争与市场

政府、竞争与市场［德］Ｄ．德林王宁，李迪译几个世纪以来，一个神话一直困扰着西方知识分子，即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孟德斯鸠在他写于１７４８年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它是专制主义的根源。亚洲的帝国以其巨大的规模刺激了这种专制主义在整个亚洲的蔓延，而欧洲由...     

探讨施坚雅理论的问题和启示——重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人类学家施坚雅的代表作品。这本书主要关注中国城市及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融合了许多不同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在这本书中,施坚雅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分析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并向读者们阐述了他的中心边缘理论体系。施坚雅的理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其与中国事实的差距也给他带来了许多争议。但是,该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不仅仅在于施坚雅理论体系本身,而且在于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方法上,他的这种在社会科学上建构数学模型的跨学科方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汉唐史研究的新贡献——读《唐都学刊·汉唐研究》（史学卷）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汉唐史的研究一直很热门，就全国历史学界来说是如此，对于西安地区来说则更是如此。这固然是因为汉唐两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两个历史时期，也因为汉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汉唐情结也就不难理解了。     

试谈拿破仑的领导艺术

试谈拿破仑的领导艺术牛酒泉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被法国人称为“科西嘉怪物”的拿破仑在法兰西的历史上留下了令世人注目的一页。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他出生在法国的科西嘉岛。由于拿破仑的政绩和...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的转换 以早年蔡元培的思想变化为线索

本文通过对蔡元培早期思想变化的微观研究，捕捉他从一个帝国的文化精英向中国民族主义者转变的内面契机，刻画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转换的过程及其政治结果，并暗示知识典范转换的另一种政治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