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主要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把人理解为“完整的生命” ,并由此出发把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通过审美判断联结起来。在审美鉴赏中 ,“事物自身”向鉴赏者“显现”出“自己”的意义 ,鉴赏者在“现象”中“看”到“本质” ,从经验中的“有”中“看”到了“无” ,召唤那个“无—本体—事物自身”到我们面前来。“无—非存在”并非人主观强加给“自然”的 ,“世界”作为“整体”存在于“作为整体的自然”之中 ,世界有一个“无”“在”。哲学正是在“整体”尚未“完成”时 ,“看”到了“整体” ,提前进入“整体”。“整体论”可以理解为哲学的目的论 ,它使世界万物有始有终 ,有“自己”。“理性”将“自然”作为人们“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使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工具 ,而且将其“评鉴”为“事物自己”。“自己”就是“自由” ,“自由”的意义只向“人”“开显”。人必须是理性者 ,是自由者 ,是目的     

“唯”与“惟”之辨

在目前学术刊物的审校过程中“唯”与“惟”的用法存在一些歧义,有些编辑将原作者文中的“唯一”“唯我独尊”等中的“唯”字改为“惟”,有些则拒绝用“惟”字。这些都失之偏颇。笔者翻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第五版,第1446-1447页),“唯”“惟”条目“唯独”注也作“惟独”,“唯恐”注也作“惟恐”,“唯利是图”也作“惟利是图”,“唯命是听”也作“惟命是听”等等。可见“唯”与“惟”在大多数场合是相通的,只有在“唯唯诺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惟妙惟肖”词条中两个字才有所区别。事实上,自古以来“唯”“惟…     

绘画艺术的“感觉”与“理性”

绘画艺术是人类文化灿烂的一页,是人类文化“理性”的结晶,具有明确的“技术”特征和“训练”特性。然而,绘画艺术却十分重视“感性”因素,通常称之为“感觉”。但是,“感觉“依然不是绘画艺术最终的决定因素,能够将“感觉”建立在“理性”之上,实现“感性”向“理性”的转化即为决定因素。一切离开“理性”而妄谈“感性”都是片面的,一切离开“技术”意义而妄谈“感觉”都只是“纸上谈兵”。     

宋元平话中的佛教影响

宋代民间有“说话人”,“说话”就是说书、讲故事。“说话人”讲故事所依据的底本被称为“话本”。其实 ,如果抛开“说话”的形式而单从文字看 ,“话本”是小说的一种 ,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白话小说。宋元时代的话本 ,分为“小说”、“诗话”、“平话”和“词话”等数种 ,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含义 ,但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话本。大约到了元代 ,人们开始把宋代旧编和元代新编的讲述历史故事的话本 (即所谓“讲史话本”)称为“平话”。“平话”中的“平”字 ,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解 ,一种认为“平”即是“评”,“平话”即是“评话”,“讲说历史故事而加…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资本”为批判视角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论题凸显了民族文化的焦虑,“资本”开创的时代,“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其主要特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样式。文化的“世界性”的前提是“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应在“交往”中不断建构。     

“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现在人们提到“文革”期间的文化现象,常常会出现“内参片”这个词汇。“内参片”是“内部参考影片”的简称。其实它早在“文革”之前就有了。但是,“文革”前的“内参片”和“文革”中的“内参片”含义不完全一样。“文革”前的内参片,是指不能对外公映,仅供业界内部学习参考的影片。而“文革”中的“内参片”差不多就是为“四人帮”等少数人“唱堂会”,虽然有少数影片也给部分文艺界或一些特殊部门的人“内部参考”。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一稿多投”的背后——从“一稿两投”、“一稿多投”到“一稿多发”、“重复发表”

“一稿多投”现象在我国有明显的萌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从“一稿两投”、“一稿多投”到“一稿多发”、“重复发表”、“变相重复发表”等称说的嬗变,分析学界“一稿多投”现象指称内涵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进而探讨我国学术论文“一稿多投／发”现象严重的两个主要根源：其一,职称制度改革带来的“全民学术”问题;其二,高校“211工程”、“985工程”引发的“学术大跃进”问题。     

《文心雕龙》“符采”说释义

“符采”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是“符之采”,即“玉之横文”,引申为“文采”,《原道》《诏策》篇中是此义;二是“符”与“采”,即玉之坚硬质地与华美文采的结合,引申为文章质实的内在美与富有文采的外在美的结合,《宗经》《风骨》《诠赋》篇中是此义.比较而言,并列结构的“符采”更具理论深度,从这一角度看,“符采”之“符”与“风骨”有相近之处,“采”则与辞赋的“铺采摛文”密切相关.“符”相当于“雅义”,“采”相当于“丽词”,“符”与“采”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其内涵与“文质”说、“丽词雅义”说、“情经辞纬”说一脉相承而又能超越诸说,更为精确地体现了刘勰文质并重的文章审美观念.     

张载哲学中的本体呈现思想及其意义

张载哲学中的本体呈现思想是在整体的联结、神妙的组合中呈现的。从实现过程看,“太虚”、“道”、“性”、“心”不可分辨地融合为一个需要直觉、体悟的把握的“一”。这个“一”的呈现,是“气化”、“神化”、“感通”和“大心”的结果。“尽性”与“体物”、“成化”是同一呈现方式。本体呈现的状态是一种澄澈之“明”,即“诚明”,在人类社会之中,其本体呈现于“玉成”。其意义在于:让我们回归到最高的本体、价值、明觉之源,使我们能够穿透经验世界的黑暗而走向“澄(诚)明”,并有助于未来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发展。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老子》“宠辱若惊”章新诠

郭店简《老子》“”仍应释读为“惊”,它本作“惊”并非误读。“宠辱”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动宾结构,不是偏义复词,不是特有概念。“宠辱”实意为宠即辱,“宠为下也”进一步说明得宠乃卑辱之事。正如“大患”是对“贵”的价值判断,“辱”“下”都是对“宠”的价值判断（“下”即“辱”）,故章首两命题宜断句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郭店楚简本将“人”字断在本章章首乃误点句读。老子在此是做价值重估,从而颠覆以“宠”“贵”为上的世俗价值观。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历史”范式的演进与人类“有限性”的研究

前黑格尔哲学通过诉诸不同形式的“无限性”来设定“有限性”,忽视了人之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现代哲学通过发现“时间性”和“历史性”回归“有限性”,但仍然没有达到现实社会历史层面.只有马克思哲学揭示了“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互为规定,从而真正走进了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     

从算法“弱民”到算法“强民”:动因、功能与改进路径

算法“弱民”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算法歧视的“路径依赖”、算法结构的“保守主义”、算法技术的“弱民文化”、“弱民”浏览跟踪、算法“客观真理”等是算法“弱民”的客观原因。算法客体的“弱认知”、客体心理、“舒适圈”沉浸等是算法“弱民”的主观原因。算法“弱民”是算法客观与主观的“合谋”与“合塑”。从算法“弱民”到算法“强民”需要优化算法结构、以算法对抗算法、以伦理规制算法、以底层“反抗”算法等多措并举。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世界各国“饭局”大观

中国的饭局,“饭”退于次,“局”才是最重要的。“夸官”、“炫富”、“敛财”、“请托”、“交友”、“忽悠”,各种“饭局”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万种风貌。而外国人的饭局通常是办成某件事后的庆祝活动,相比较而言便多了几分轻松,可以比较愉快地享受饭菜本身带给人的美好感觉。     

有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

“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各有其合理性 ,但将“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 ,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强调“政治文明”建设 ,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 ;“政治文明”的结构包含纵向两大“板块”、横向四个“层次”(“要素”) ;“政治文明”是“特适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 ,我们应坚持“不照搬”与“可借鉴”。为此 ,似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文明重新进行一次理性的解读。     

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