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组织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缺失及自治组织功能异化则是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及至中国社会大局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村民自治制度,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强化社会主义农村民主建设,十分重要.     

论公民社会对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意义

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理论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公民社会对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发展意义重大.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为我国农村社会自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农村社会自治提供了社会权力源泉;公民社会与农村社会自治共同构筑成第三种调整机制;公民社会中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成为农村社会自治的核心主体;公民社会下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农村社会自治民主权利实现的保障.     

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自治 ,又能与政府、市场均衡存在 ,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得以日益增加和完善的庞大而有序的市民社会 ,作为城市社会的依托和载体。市民社会的“第三域”作用 ,将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提供现代社会更人性化的服务 ;其志愿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理想 ,且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发展有利于城市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契约型”社区的生成与发展 ,而调动使用潜藏于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 ,则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机制

社会整体利益代表机制特指构建社会整体利益代表主体,并规范其行为的制度.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主体有国家、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等.我国社会整体利益代表机制存在缺陷.我国经济法负有完善我国社会整体利益代表机制的重要义务.     

转型期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发展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农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变化,给基层自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给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适应新变化、创新理念制度是转型期加强基层自治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坚持农村社会管理和完善基层自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转型期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关于公益基金助推社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发展关系到社会治理水平,也与民生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社会组织依法自治,通过发展公益基金、完善管理机制、促进良性运行,增强了自我造血功能,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了社会作用.     

村民自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透析

利益代表机制缺失 ,村级制度低水平均衡 ,影响了农村基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构。村民自治要求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 :村民自治有比较灵活的空间 ,形成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制衡关系 ;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制约力量能够有效地限制村级自治权的异化。村民自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 ,提升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高村级自治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发展和完善乡村第三部门。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困境

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但在当前面临着发展困境:发展的宏观环境不够好,缺乏自治;组织威信缺失,出现社会公众信任危机;人力资源不足,志愿者的参与不够;法制不健全,违法现象普遍。社会转型是目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中国需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前进;要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必须让公众把自治、法治、契约、公益内化为自己的一种观念;完善法律法规,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公共经济利益损害的经济法救济

经济法在民法和行政法无法全面维护公共经济利益时,以其特有的理念和手段来救济公共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经济法通过授予国家机关、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权力或权利来保护公共经济利益;我国应当在加强国家机关救济公共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授权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救济公共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回应与践行,有利于推进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治理效果不佳、人才队伍不健全、文化环境不佳、社会资源匮乏等方面。为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夯实基础,以村级自治组织增效完善组织保障,以人才教育增强动力,以舆论宣传塑造内在支撑,以社会资源介入探索共赢方案。     

经济法与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是经济法的本位利益,社会利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当代中国的社会利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安全、机会公平、社会进步)与五个具体方面(生存、发展、平等、国家安全、市场经济)。为了社会利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经营自由和适度干预。     

质疑"经济法是一种回应型法"——基于现实中国的语境

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回应型法.但文章认为,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有其自身的语境和内涵.基于经济法产生及其目的的我国现实语境,经济法不是回应型法,也不能是回应型法.经济法应该是自治型法.将经济法定位于回应型法,可能不利于经济法的独立和发展.     

关于完善中国经济法理念的思考

对现代经济社会来说,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又极其重要的部门法.而一个成熟的部门法体系,需要有特定的理念和基本原则作为支撑.因此,对经济法理念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找出其问题和不足,并加以调整和丰富,从而促进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对现代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在和谐社区建设上,要把扩大社区民主、完善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合力作为根本环节。只有创新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把社区的政治资源加以整合,构建一种高效、民主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才能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为建设和谐社区创造条件。文章提出了在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一个核心、一个大会、三个机构”。这个“议行分设”的新体制,能够更充分、更直接地发挥表达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公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使社区自治组织更加健全,自治功能更加完善,必将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进程。     

宪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自治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公民自治权的实现能力和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真实的人权状态和民主程度,尤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与理性发展是实现国家宪政的基石.笔者以城市居民自治为视角阐述公民自治与民主宪政的关系及自治内涵,分析我国基层自治存在的问题,为破解这些问题,笔者从立法完善、重构自治组织结构、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关系、整合业委会和居委会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以期对推动公民自治权的实现,推进我国宪政进程尽自己绵薄之力.     

经济法价值目标的法社会学考证

经济法作为适应法律的社会化诉求而诞生的新型法律部门,市民社会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基本立场和归宿。中国经济法的社会观应该立足中国,借鉴并整合现代和当代市民社会的特点。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为社会整体利益,这一命题是在社会本位观的基础之上,通过正常的逻辑推演得出的结论,是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超越与反思,也是经济法得以存在与发展的要件之一。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过程中,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单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确认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也成为法律制度安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法天然地担负着全面确认和实现社会本位的法律功能和作用,实质正义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的存在理由和核心理念。     

浅析经济法与道德的融合——兼论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统一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并不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是受宪法保护或是说放在宪法位置上的自由。所谓宪法上的自由,即是说这种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任何人(包括国家,原则上都不能对其进行侵害。相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其价值目标是追求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的实现。经济法作为典型的“社会本位”法,其产生根植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协调的必要性,得益于法哲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维护竞争秩序、协调社会再分配,将经济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框架中来评价,以使经济自由与秩序、效果与公正、经济民主与集中达到统一。在此其中,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与经过人类长期实践并已认可的道德是有着深刻的共通性的。     

经济法视野下社会中间层的法律责任探析

社会中间层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第三方,其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作为经济法主体的恰当性,决定了其既享有一般市场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义务,又拥有其他经济法主体所没有的职权和责任。社会中间层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够完善,过度追求团体私利的现象大量存在,有演变成强大利益集团的倾向,必须明确社会中间层承担的经济法法律责任,追究其社会责任。     

从居民委员会到社区委员会:内源性革命与民间社会的兴起

全国社区建设运动方兴未艾 ,社区管理与社区政策成为国家政策议程优先领域。社区建设核心是深化社区体制改革 ,关键是社区组织结构—功能转变 ,目的是建构新型社区。实证研究发现 ,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社区自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其实质是国家何时和如何光荣退出社区自治领域 ,以重构国家、市场与社区的金三角关系模式 ;城市社区建设、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发展已引发当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革命的社会影响是民间社会兴起 ,并为市民社会发展奠定社会基础。革命性质既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推动 ,也不是纯粹由下而上的革命 ,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处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内源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