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主体相关性

作为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主体，既包括科学共同体，也包括整个社会。科学共同体在评价科学的合理性不仅仅依据科学的经验内容和逻辑标准，而且还受到科学家自身的状况及其心理—社会因素等等的影响。科学权威是科学合理性评价中最活跃、最有效能的阶层。科学的价值经过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得到专业团体的认可，但其最终确立还有赖于社会确认，即科学作为人类认识的成果被社会所接受，并加入到现有社会文化系统之中。     

一个科学哲学学者看女书的发现

（1）女书是在我国湖南省民间流传的一种表达女性感情的独特文字,它的存在和被发现都是一种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现象;（2）本文基于科学哲学的科学发现观,首先阐明发现某一新现象,必须认清它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实体,同时还必须认清它的主要特征;（3）以氧气的科学发现为案例,通过精细的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表明早期研究者与真正发现者的历史贡献是完全不同的;（4）推而广之,认为女书的发现作为“文化发现”,其标准可以界定为对该文化现象的本质或规律有正确的定性、定位和深刻的认识,并且获得社会上“文化共同体”的广泛认可。于是,其他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     

论库恩的科学观

库恩认为科学发现与非理性因素有关,科学家的直觉、机遇、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均有助于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内含结构、时空扩展的复杂历史过程;而科学发展是新范式颠覆旧范式、科学共同体更替的革命动态过程;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结合,把科学共同体当作重建科学史的逻辑起点。解读库恩的科学发现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历史观,可知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     

试论科学美学

科学美学在国外是一个受到注意的课题,但在国内却有争论:科学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能否成立? 这个课题是复杂的。一科学家的论述证明科学中具有审美特征关于美的问题,西方最早由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群年青的科学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他们认为美在于“数的和谐”和“比例的适当”。古代的年青科学家们之所以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注意到了美的问题,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美学并非毫不相干。     

从首个病毒的发现看5G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

文章简要回顾了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科学家通过持续性和反思性的"集体学习",不断纠正科学认知偏差,最终发现无法借助光学显微镜观察到的烟草花叶病毒是一个呈杆状的蛋白质核酸复合体的过程。当在短期内无法进行充分的重复实验检证或质疑与交流时,科学家们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鲜事物的理解与预判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文章认为,唯有鼓励质疑,宽容异见,才有可能不断纠正科学认知偏差,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才有可能确保任何权威的认知偏差都不至于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强调,对中国科学家而言,尤其有必要直面互联网时代的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支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与合作交流的纠错机制,积极参与新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     

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西方科学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古希腊文化中蕴含的逻各斯;二是古罗马文化中蕴含的努斯。前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上层面:它孕育了信奉自然世界理性秩序和规律的本体信念,肯定了人类凭借知识和智慧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做出了本体论的辩护,从而给科学文化以"仰望天空"的精神品格;后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下层面:它肯定了知觉经验在人类心灵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确立了理性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给科学文化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科学文化。逻各斯与努斯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中国科学家的分层及异化现象——以屠呦呦获奖为观照点的分析

科学共同体中的分层与科学家获得的认可与评价体系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家获得的科学奖励的层次。屠呦呦作为一个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头上更没有中国两院院士的桂冠的“三无”科学家,却通过长期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在中国本土做出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创性工作,并得到国际学界认可。这人被称为“一个‘庶民’科学家的胜利。”[1]然而,“屠呦呦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这对中国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尤其是青年学者来讲,如何“冒尖”,从金字塔的底端上升到顶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大科学时代,他们在科学界的分层等级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足够有效的资源支持,而这又是决定科学家能否将其才智贡献于科学事业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条件。      

谈科学发现的非理性因素

我这里所说的,是科学发现中的想象、好奇、直觉、假设、梦等现象。因为它们大多不带逻辑和理性,而是与形象思维和潜意识等有着极紧密的关系,故称之为非理性因素。 在科学创造和发明中,非理性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靠纯理性和抽象推理摘到科学创造和发明果实的却寥寥无几。因而,许多科学家在谈到创造和发明时,都非常注重思维中的非理性因素。爱因斯坦说:     

从现代地学革命看科学理论的接受问题

<正>科学家是如何接受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客观的标准?科学家自身的主观因素又处于何种地位?为什么有些新的科学理论能够很快被科学界所接受,而有些新的科学理论却历经磨难才被科学界所接受?进而言之,科学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是西方科学哲学家严密关注的问题。     

科学自主、学术自由与计划科学

科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共同体的根本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也是科学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的自主性意指，科学对其社会环境的依赖与科学独立的核心能够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这样两种因素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要力图把科学的外部影响纳入到科学自身运动的固有逻辑之中，维持科学的相对独立性。科学获得自主有一个历史过程。科学自主的特征是相对性、协商性、惯例性。学术自由具体到科学，主要指科学研究自由。学术自由是由基础科学、科学价值中性和科学家的角色特点决定的。学术自由是科学创造的根本保障，直接有利于科学自身的进步，从而在长远上也有益于整个社会。限制和破坏学术自由的恶果是相当严重的，必须雏护和坚守学术自由。基础科学是无法计划的，这是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的本性。计划科学往往导致不良后果乃至恶果。     

对科学的社会考察

所谓对科学的社会考察,是指把科学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科学与其它社会现象的互动。这种考察起源于人们对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背景进行的分析。圣西门、孔德、马克思被列为这种考察的远祖。斯宾塞首次明确指出,知识和科学应该并可能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这种考察的结果出现了一些理论,进而形成了一门学科——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来研究。它研究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研究科学活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科学这种社会建制与其它社会因素的关系。     

库恩的科学观及其当代批判

托马斯·库恩视科学为科学家厨体从事的活动,仅仅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科学发现争科学革命的逻辑和历史,科学的发展被看作完全靠信仰推动的过程,过分夸大了科学共同体的直觉和心理因素的作用,否认了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作用。而走向直觉主义的科学本质观;以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否定存在评价理论的客观标准,走向约定主义的标准观;撇开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科学历史的考察仅仅从社会学、解释学上去理解,没有结合认识论的分析,致使将科学家的行为与科学家的认识混淆起采,以此否认科学理论是时现实世界的反映,否认科学是朝向真理的累积进步事业,走向了实用主义的科学进步观。     

论科学美德

科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科学实践的美德态度.如果没有一种态度,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内容、知识、理论及其方法,就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出现.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把握了对科学思想理论的分析能力、实验技能,更在于他们还具备了特定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源于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健康的科学文化.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长期的教育或规训,这种美德才能内化为科学家活动的一种文化习性.     

由伪科学的新盛行看科学划界问题

近年伪科学现象再次盛行,重新思考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划界问题,对于增强公众辨别科学与伪科学的能力,自觉抵制伪科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伪科学的流行既有科学、伪科学的因素,也受公众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从绝对标准到相对标准的演进过程,即从逻辑主义的一元标准到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从划界标准的消解到多元标准的重建。运用科学划界标准,有助于把握科学与伪科学特征,辨别科学与伪科学。     

环境法精神之传统文化根源刍议

环境法的精神是指从包括目的、宗旨、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在内的环境法内容中抽象出的普遍性要素,即追求代内与代际平等(equality)与共同体利益(community).传统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具有历时性之传承关系并对现在仍然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或因素.环境法精神之根源在于传统文化,即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与"道德观"包含着环境法精神.追寻传统文化中的环境法精神,启示我们在建设我国环境法制时应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因素、坚守传统文化并协调好法律移植与传统文化之关系.     

科学的灵魂——论科学精神及其文化塑造

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方法的创新,更是科学精神的塑造。它不仅体现在科学家高尚的情操、非凡的品质和优良的行为特征等方面,也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与规范体系,成为激励科学创新和凝聚科学共同体的内在动力。科学精神的缺失和培养是当代中国科学事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试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对科学精神的培养途径提出自己的观点。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以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

科学传播模型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演变,但公众参与科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本文通过对以主要国际学术会议为载体的欧美科学传播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学传播正在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欧美科学界日常行为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内部的基本行为规范、与科学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个特点.如果把“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当作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所遇挑战的折衷解决方案,它可以调动科学家更灵活、更多层次地参与科学传播,从而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全面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在欧美科学界,尽管“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已经充分融入科学基金管理、专业科学会议等,但这一过程仍然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界目前从政策层面尚无主动推动“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愿,但中国网红科学家已经体现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点.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及其意义

在综合考量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文化的研究之后,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旨在弥合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隔阂,阐释他们在科学文化发生、发展、塑造中的共同作用.科学文化共同体以“科学文化”为根本性质,具有多重结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维系.对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文化学观照,既是对现代科学史研究作深广拓展的一种尝试,也将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一定启示.     

科学革命与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传播

科恩注意到科学革命的过程伴随着科学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他认为科学革命不仅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方法,而且也产生了提倡、记录和传播这种知识的新的机构—科学共同体,使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众多的科学传播媒介,如专业期刊、各类会议以及私下的电话、通信等。因此,科恩特别强调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信息网”作用。     

谈科学精神

近年来科学精神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焦点。就什么是科学精神、如何弘扬科学精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但依旧有其不完善之处。首先,科学已不再是科学家的工作,它已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国家支持的事业融入到社会之中。因此,科学精神必然呈现多元化趋势。其次,科学是时代的产物,科学成果、科学思维方式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必须寻求其时间维度。另外,西方文化最早孕育了科学,由此弘扬科学精神也必须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从中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弘扬科学精神的最佳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