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汉书》看王莽用《书》及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汉书》中相关文献的检索,王莽用《书》包括依《书》正名、造势,依《书》布政、施政,引《书》议事等方面。王莽辅政、当政期间,也采取了一些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考论《五经》,定娶礼;筑学舍,增博士,征经士,集群说;为太子置师友;尊儒者,立学官;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等。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以《非〈国语〉》为中心

柳宗元对《国语》的文学价值有高度评价,同时,以"中道"思想为标准,柳宗元对《国语》中"不概于圣"之处也做过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在《非〈国语〉》中。以柳宗元对《国语》一书的接受与评价为线索,论析柳宗元撰述《非〈国语〉》的目的与原则,可以加深认识柳宗元的"中道"思想,并进而了解"中道"思想对柳宗元经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国语》“季桓子穿井获羊”索隐

《国语.鲁语下》所载"季桓子穿井获羊"一事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非向壁虚造。传世本"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当依俞樾说作"季桓子穿井如获土缶"。季桓子获羊却问孔子以狗,其意图应该把鲁国的政治现实与孔子的思想主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国语》中的孔子既谈"仁"、"礼",也谈"怪力乱神",比后世一般儒者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要丰满,这与《国语》一书的编纂意图密切相关。     

从《周易》和《日书》的比较看卦爻辞的含义

本文通过对《周易》和《日书》用语的比较,重新考释了《周易》卦爻辞“利见大人”、“中行”、“子克家”、“亨”的含义。     

《国语》非史料汇编论辨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不过,对于《国语》的编纂情况,历代都是纷争不断。其中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即《国语》是一部史料汇编。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国语》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国语》的研究工作存在着误导。因此,这一问题亟需厘清。其实,就其性质而言,《国语》自始就是一部有着鲜明主题、精心布局和统一体例的完整著作。     

《国语·鲁语》韦昭注辨正

前贤对《国语》的研究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这当中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有些韦注本身的问题,前贤尚未发现;有些前贤已经发现了的韦注的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有些则是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未必与韦注有关,但涉及对《国语》的理解。仅就《鲁语》而言,这些问题即有26处,需要逐一加以分析、解决。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等以“诗、书、礼、乐”并言,《六德》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言,不仅印证了《左传》等记载的可信性,亦印证了《书》经历了一个由以类相随向特指概念转化的历程,相关出土文献的写成时代恰处在这一转化的关键点上。《缁衣》等以篇名而不以类概念称说《书》,说明《书》篇命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书》概念的转化及《书》篇命名的普遍化在论证孔、孟编次过《书》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读张家山汉简《引书》札记

本文是作者读张家山汉简《引书》之后的一些感想。主要就前贤时彦对《引书》的注解,如“有閒”、“僉指”、“卑”、“”、“寻”、“虎”、“”、“悔”、“”、“去”等进行比较、讨论和辨正,以期对《引书》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明朗。     

《管子》与《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比较

《管子》与《齐民要术》都包含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二书都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也都主张对农业自然资源要做到“取之有度”,“以时禁发”.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二书的生态农业思想也各具特色.《管子》强调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而《齐民要术》则强调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管子》强调维护已有的生态系统,《齐民要术》则强调利用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促进农业的发展;《管子》把扩大土地开垦面积看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齐民要术》则主张走依靠先进技术来提高单产的集约型发展道路.     

《代歌》问题新论

《代歌》作为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口传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包含一些鲜卑族早期历史情况的信息,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史诗的性质,但是不应该片面夸大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围绕“代歌内容实际上应该就是拓跋史诗”这一核心观点进行的各种论证,不仅存在预设观点、“以论代史”的突出问题,而且论证也存在科学性问题,诸如“代歌的正式名称是真人代歌”“燕魏之际鲜卑歌”、代歌与“北歌”的关系、对“真人”含义的诠释、“邓渊定律吕,协音乐”的真实意涵、歌谣的作用甚过文字等问题,皆存在严重误读,从而无法准确认识《代歌》的性质。《代歌》作为《真人代歌》的简称,在古代文献亦记述为《真人歌》《国语真歌》,《代歌》作为北魏掖庭、郊庙宴飨等场合演唱的鲜卑族歌曲,实际上是包含有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的拓跋氏、慕容氏等鲜卑各支族音乐在内的一种“泛鲜卑音乐”。《代歌》具有鲜卑国家“史诗”的特性,它所歌颂的对象并不限于拓跋鲜卑,也包含了慕容鲜卑、吐谷浑等鲜卑诸族的开基、兴废事迹,透露出北魏统治者把鲜卑诸族视为同一民族的感情和心态。     

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论《河水》为逸诗

《河水》一篇不见于今本《诗经》,见于《孔子诗论》。在春秋的典籍《左传》、《国语》中也有记载。对这首诗的性质学者们有诸多争论,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可以看出,《河水》非《沔水》,非《伐檀》,非《新台》,而是一首逸诗。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