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财政分权视角下我国地区间税收转移与竞争机制研究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兴起与成熟,财政分权活动在世界各国不断展开。财政分权不但有利于地区间政府发挥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还能够满足地区内社会公众对差异性公共产品的需求,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围绕经济资源与税收资源展开的税收转移和竞争活动。本文以此为视角,首先分析了税收竞争的内容与特征,然后讨论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税收转移问题,最后对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现实的实践。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财政分权体制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程度对于服务行业分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将行业劳动力变更细分为跨地区和跨行业两类指标,结合2004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的面板数据,在区分面板数据类型基础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这两类指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地方财权的扩张只对交通、仓储及邮电、房地产和租赁商务以及服务行业劳动力流入产生正向影响,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行业在地方财权扩张时就业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出。在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受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其他行业则会由于地方政府财税自主权的提升造成就业萎缩;此外,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会加剧地区及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     

财政分权、制度供给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

已有文献在对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转型发挥作用进行详细研究的同时,对其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关注不足。视农村基层自治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和多层混合效应逻辑斯特模型(Multilevel Mixed-effect Logistic Model),本文重点考察了地区间面向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可能的影响。本文实证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以显著为正的概率使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迈向更高的水平。本文尝试把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内生化于财政分权,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及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表明,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FDI区位变量未能较好地解释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传导机制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对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有着深刻的政策启示。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着非农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转移。本文以一个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框架详细分析了这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结构、数量、城镇类别选择、行业选择等等,发现跨省流动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是从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向产业已有一定集聚优势的沿海地区转移。文章最后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外来农民工的进入与流入地、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关系,发现它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推断。本文最后得出的政策含义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及FDI对就业的影响

文章建立了关于就业的线性计量模型,并通过中国30个省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主要检验了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FDI等对于就业的作用。经济增长仍显著促进了就业增加;FDI促进了就业增加,但拉动作用较小,东部与西部的FDI并未显著促进就业;总体上,出口拉动了就业增加,但其作用也不是很大,仅东部的出口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进口显著抑制了国内就业。并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见解。     

寻求我国GDP对FDI的最优依存度与FDI最优规模——基于1980~003年我国GDP与FDI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研究

我国FDI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究的问题,FDI与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已是普遍的结论。然而,本质上FDI与GDP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略去非线性关系,用线性模型还不能深刻揭示FDI对GDP增长的作用。本文应用韩得瑞(Hendry)倡导的“一般到特殊”方法建立了我国GDP—FDI非线性动力系统(CG-FNLDS)模型,其表明,我国GDP与FDI是相互推动的,但由于FDI内部发生阻塞现象,FDI具有增长极限。CG-FNLDS相图中具有一个稳定的结点吸引子,FDI最优规模为1116亿美元,最优的FDI/GDP值为2.95%,因而,目前进入我国的FDI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难以超过GDP速度增长,CG-FNLDS向结点运动过程正是其自我调节过程。进一步对CG-FNLDS进行最优控制时,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长远上我国还是要趁早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我国GDP自主增长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