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     

论纪检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属性

纪检监察证据是指纪检机关在查处违纪案件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实务界和法学界对纪检材料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问题主要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基本观点。纪检材料中客观性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获得法律的明确认可。纪检材料中的主观性证据,往往需要由检察机关重新搜集,并存在例外。言词材料在法理、法律和实践上都存在模糊空间。纪检材料证据资格分析的前提性问题包括纪检程序的正当性问题、法律界限及其例外、纪检材料的证明作用辨别。言词材料的证据资格和证明作用应重新构建,具体包括纪检机关和检察机关主体互认、程序衔接和证据种类衔接。同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线索交流机制、案卷移送机制和人权保障机制。     

论中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评价模式

刑事法官作为案件事实的最终裁判者,必依赖于对证据的判定与评价。法官证据评价的理想模式有两种:"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英美法系裁判者的证据评价过程倾向原子主义,而在判决结果上倾向整体主义;大陆法系在证据评价过程倾向整体主义,但判决理由的出具上则表现为原子主义。而中国刑事法官证据评价的过程与结果都倾向整体主义,即印证,突出表现为:以被告口供的相互印证、同一证据源证据的相互印证、庭后默读卷宗的印证,以及判决理由的整体主义认证。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其改良,逐渐转变法官对整体主义或印证模式的过度依赖。     

证据特征的重新解读

证据就是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储有案件事实信息的证物或者证人。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主要表现在证据存在形式和蕴含在证据中的事实信息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属性;关联性就是证据必须蕴含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事实信息的属性;合法性就在于证据的收集不能违反法定程序,对证据中事实信息的识别和提取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试论刑事证据的审查

刑事证据的审查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下对刑事证据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查,用确实、充分考虑的证据认定案件,是具体办理刑事案件的基础。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司法互助研究

在现有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司法互助的框架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强、操作性差,两岸刑事侦查、刑事证据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引起了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丧失和证明力下降,应当从证据相关制度、刑事证据互助渠道及补充司法互助证据条款等几方面来进行完善。     

略论刑事审判定案证据

刑事审判中的定案证据，不仅具有诉讼证据的一般特征，而且有其自身的构成标准和特征。即有罪案件定案证据必须具有充要性；在其他情况下，定案证据具有质的单一性、结论唯一性、终结性、有限可复验性以及定案证据体系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并且在一审程序、简易程序和各种救济、复核程序中，定案证据各自存在特殊性，定案证据与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一致性和冲突。     

小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问题。本文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依据出发,来论证该规则在我国建构的必要性及其相关内容。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功能及其完善

就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文本自身而言,由于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难以履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难以实现,非法证据调查程序难以实质化,非法证据的排除殊属不易.从相关的制度环境观察,因侦查权力约束不足以及取证规则不健全等,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缺少相应的制度环境.走出当下制度改革的困境,需要立足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要求,推进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的系统化建构,即重新回归刑事诉讼法治理论的“元叙事”,转变诉讼理念,改革审前程序,完善取证规则,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并辅之以相应制度系统的完善.     

刑事证据关联性之司法审查

刑事证据的关联性之审查是刑事案件中证据审查的首要门槛。我国现行法律尽管规定了证据之关联性却无对关联性审查的具体规定。其中,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缺失致使品格和外部行为一类证据的适用与否成为司法实务的悬空区,法官对此类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亦无法得到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证据运用的争议案例。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证据关联性审查的立法空白,通过对证据关联性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检察官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切入点来构建科学合理的刑事证据关联性审查制度,可以弥补"捕诉合一"模式下侦查与检察一体化倾向可能带来的证据审查被弱化的弊端,提升刑事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对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问题。对此问题作一深入探讨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论刑事证据展示

证据展示是指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案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从证据展示的内涵入手 ,指出这一制度的必要性 ,并从几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探讨     

试论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人权与法治无疑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一务叙事红线。而在相对封闭的刑事侦查过程中,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同时,这也是刑事政策视野中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本文以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为切入点,通过对刑事侦查过程中刑事权力的分析,试图说明刑事政策法治化对刑事侦查法治化的作用,进而揭示其互动关系。     

刑事诉讼中计算机模拟证据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证据的种类规定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八大类.对计算机模拟证据并无明确规定.伴随时代飞速发展,计算机模拟证据将逐渐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计算机模拟证据进行定性,并从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方面入手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展开具体判断很有必要.其中关联性主要强调计算机模拟证据是否与案发情形相吻合,真实性判断包括相似条件选择和实验反复程度两环节,合法性判断则涵盖取证主体合法与取证程序合法两部分.     

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刑事证据适用范式研究

区块链存证技术作为数字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保障证据安全的有效方式,其优势及核心技术与刑事证据的特点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将区块链存证技术尽快运用于刑事诉讼中具有较大的必要性。但在应用之前,区块链存证仍面临证据认定规则的理论困境及其与刑事司法隔阂的实践困境。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建立刑事证据数据库的好处很明显,一方面,能够优化刑事证据的存储、流转、示证之方式;另一方面,也吻合了科技驱动刑事司法发展的现代理念。与此同时,要明确刑事证据数据库运行模式下的认证规则,有效化解区块链存证与应用领域、平台资质、证据电子化等方面的现实矛盾。这有利于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之数字模式,拓展阅卷权方式,扭转调查取证权的劣势,为数字时代的刑事证据适用提供新的范式。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论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对于刑事诉讼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强化辩护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当前在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中存在着诸如刑事证据保全的主体不合理、刑事证据保全的诉讼阶段不合理、有关证据保全的程序性规定过于粗疏等缺陷,正因为如此和真正的证据保全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要缩短这样的距离,我国应该在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上作出更大的完善,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做到司法公正。     

各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的产物，然而随着其特有的诉讼价值——不仅蕴含了真实发现、人权保障、公正与效率等基本价值理念，而且能够在真实发现与辩护权保障、公正与效率之间实现兼顾与平衡——被两大法系诸多国家逐渐认识到，证据开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