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越州经济的发展

唐代越州(秦汉以来称会稽郡)在前期领有今绍兴、宁波两地区,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由于明州的建立,越州辖区缩小,仅领山阴、会稽、诸暨、上虞,郯城、永兴(萧山)、余姚七县。但越州是浙江东道(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之治,乃江南重镇,其经济地位冠于浙江。唐朝中期以后,越州已成为关系着全     

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

唐代越州城市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常住人口达到15万以上,日常生活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增大.越州有方便的水陆交通,是浙东交通枢纽,大量商品从越州运至全国各地.越州城市商业兴旺发展,被称为东南沿海的商业都会.越州城市规模大于周围的一些州城,城内商品市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商品种类繁多,巨富大商众多,还有一个专门消费奢侈品的特殊阶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越州经济影响较大.     

略论可汗浮图城

可汗浮图城,是唐初天山北麓东部地区的一座名城.这座城由于与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由于它在庭州城的城建史中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所以历来是研究西域史的学者们注意的问题之一.尤其对研究庭州地区史来说更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拟对可汗浮图城的一些基本问题略作探讨,供同志们参考.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与浙东海上交通的变迁

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始于两晋时期,最初以朝鲜半岛为输出区域,隋唐时代其输出范围扩大至日本列岛,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外销空间延伸到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伴随着越窑青瓷对外输出规模与范围的不断扩大,越窑瓷业中心--浙东地区港航水平也逐渐提升,作为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浙东越窑青瓷海外输出的规模长期领先于国内其他窑系,而浙东明州对外海上交通枢纽港的地位也因此得以确立.     

晚唐诗人吴融身世家族

历代典籍对吴融的记述或详或略,详者几百字,短者几十字甚至十余字.吴融的身世及家族事迹传述不算很广.文章梳理了关于吴融身世、生平及家族方面的相关史料,认为吴融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生于诗书礼仪之家,家风厚朴,家族中人才辈出,其弟很有可能叫吴蜕,但吴蜕生平事迹不详.吴融的诗歌流传不广,也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     

北周以降开封兴衰与城市空间规模盈缩研究

开封从北周被设为汴州州治之后,因汴河水运交通而在隋唐之时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城市空间规模也逐渐随之扩张。其后随着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统一帝国的都城,开封城市空间规模在北宋达到高峰。宋都南迁之后,开封政治地位的下降与区域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元明时期的开封城市规模发生较大内缩,回到唐时期汴州城的大小。清代的开封则更因为明末及清初的战乱水患,在城内形成面积巨大的水泊,同时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城内聚居区域进一步缩小。近代以后,尽管陇海铁路的开通为开封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动力,但其空间规模也只发生了非常有限的突破与扩展,空间主体仍然局限于开封城墙之内。     

御水护城:明清时期寿州城市水患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滨处淮河岸边的寿州城时常遭遇水患。“水决城”“雨水坏城”“大水薄城”“水灌城”是寿州城市水患的主要表现形式。频繁的水患使寿州城墙等物态承载体时遭损毁,人畜受到威胁,民众心理亦遭受巨大冲击,寿州城社会经济发展因之陷入困境。为应对城市水患,寿州官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在灾前通过预修城墙和加强巡察进行预防,临灾时积极组织抢险御水、保护民众,并于灾后施行一系列蠲赈重建措施,有效减轻了洪水对寿州城的负面影响。寿州城的防洪经历,是淮河流域城市洪灾应对的一个历史缩影,对于今天沿淮城市抵御水患,有效做好灾前准备、灾时抢险救灾、灾后有序重建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军事重镇到工商重镇——重庆城市发展轨迹研究

隋唐重庆城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至宋代生产力有了发展,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城市渐进.其功能由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开始向包括商业功能在内的多种功能发展,重庆城市化过程由此开始.开埠后的重庆,城市发展迈出近代化的步伐,其贸易兴盛,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     

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荆州城”、“南郡城”考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荆州城”、“南郡城”,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确证其所指,以及区别其异同,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而且可以加深对发展中的江陵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