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他们既对黄宗羲确立的浙东学派传统有所继承,又对浙东学派固有的研究范围、成就有所拓展与光大,更对浙东学派在区域外的播迁与发展有所建树.他们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风,对晚清和民国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江南礼学有一支发脉于黄以周的重要研究力量,遂使浙东学派学统不坠,延续至今,仍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清人经典诠释的取向及特色——以“三礼”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通过"三礼"从而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他们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从巫仪文化到实践理性--以《周易》和"三礼"为视镜

先秦思想经历了从上古巫仪文化向周代实践理性转变的过程。《周易》和“三礼”蕴涵着巫仪文化和实践理性的双重性 ,并且具有巫仪文化向实践理性过渡的特色。所以 ,《周易》、“三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转变的关键点。从这两种经典文献观念的转化中 ,我们能发现先秦思想发展的脉路 ,又可在发生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古代传统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和情理结构的特质     

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