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惠栋重构汉学的方法

惠栋重构汉学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简单的反宋复汉,而是为了揭示圣人的微言大义。正因为如此,惠栋运用了两种新的方法重构汉学,即“逻辑化的叙事方式”与“概念化的注解方式”,这两种方法实际也是整个朴学能够蔚为一大学术潮流的基础。     

惠栋著述考辨两则及其学术史意义

对于《易汉学》卷数与《易大义》为征君少作两个问题，学界认识模糊。《易汉学》第八卷的编入是有意为之，并非误入，而《易大义》亦非惠栋少时所作，而是创作于其盛年之际，即39岁之时。以上考证也揭示出，在学术史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既不能将学者个人符号化，也不能忽视学术传承的复杂性，从而避免遮蔽事实与问题本身。     

作而非述——从《太上感应篇注》看惠栋的学术取向

关于清代汉学吴派鼻祖惠栋的学术取向的论断,以梁启超"述而不作"的观点最为学界所接受。不过,清代汉学家远不止具有考据的层面,对义理和经世的重视则是考据之外的另一种面相。这既是近年来学界清代学术和思想史的重要发现,也是重新思考惠栋学术取向的出发点。通过对《太上感应篇注》的创作缘起、引文和内容的分析及其影响的讨论,可以看到惠栋的另一种学术取向。这种学术取向与其说是"述而不作",毋宁说是"作而非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丰富我们对惠栋和清代学术与思想史的认识。     

关于易学的历法本质问题

清人惠栋引《九家易》说以汉易卦气学附会《系辞传》文,现在有学者认为惠栋的说法“揭示了《易》的历法本质”。实际《九家易》对《系辞传》文的解释本来就是错误的,而无论《周易》还是汉易卦气学,其本质也都不是历法。     

再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结合《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分析

《监察法实施条例》有效解决了监察证据体系零散、监察取证程序粗略等问题，在助力“法法衔接”上取得明显进步。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难题并未就此消弭，其在证据资格来源、“依照本法”的意旨等方面仍留有争议，故有必要对以上方面进行再分析。具言之，监察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来自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监察法》第33条第1款属于注意性规定；“依照本法”需区别对待初步核实阶段取得的证据与职务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是监察取证的基准法，但在审查判断时不能优先适用；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需增设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搭建绝对排除、裁量排除、补正不能排除的多层次排除模式。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先秦道家视野下的《凡物流形》哲学研究

《凡物流形》 构建了一个以 “一” 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在 《凡物流形》 中, “一” 具有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 从宇宙论来看, 其提出了与 《老子》 宇宙论类似的生成图式。 与 《老子》 以 “道” 为宇宙根源不同, 其以 “一” 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 从本体论来看, “一” 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总根据。 有 “一”, 万物才能存在; 无 “一”, 则万物不能存在。 在 “一” 的基础上, 《凡物流形》 又提出其政治思想和工夫理论。 其认为统治者只有 “执一”, 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反之, 国家则会混乱。 那么, 如何才能 “执一” 呢？ 《凡物流形》 认为要通过 “ 仰视俯揆” 和 “ 于身稽之”的方式获得 “一”, 然后, 在 “一” 指导下 “心能胜心”, 这样就会达到非常高妙的境界。 从思想分析来看, 《凡物流形》 可归入先秦道家著作, 但具体能否划为黄老文献则缺乏坚实的证据。     

清中期以来的乾元太极论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曹元弼所反对。近代熊十力在清儒的基础上，绾合元与太极，提出“元极”之说，以贯穿乾元、坤元，至此部分地解决了清儒的理论困难。     

谈胡适对曹雪芹卒年的看法

胡适治学采科学态度，尊重证据，也不讳言己误，从他对曹雪芹卒年的看法三度改变即可见出。从“甲中说”到“壬午说”，再转变成“癸未说”，都是依据新出证据。曹雪芹卒年的三种看法中，当以胡适最后认定之“壬午说”较近事实。     

“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及其法治化路径——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

“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既有裁判观点存在重大分歧。通过对各级法院45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对“监察建议”的性质判断存在误区；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以及是否抵触“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有鉴于此，实现“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法治化可以将“监察建议”区分为“未进入行政程序型监察建议”、“行政程序启动型监察建议”和“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另外，通过修订《行诉证据规定》限制性地认可“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适用，并且扩充“监察建议”的证据材料形式，可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进行补强。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