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三个差别要从我们这一代做起

建设共产主义,要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如何消灭?我有一点体会。我家是老贫农。但我却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旧社会里的苦,我没有尝过。从小我上的是全日制学校。在学校里,学了政治课,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消灭三大差別。但是,却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那时,全日制的学校,劳     

江山要由我们掌握

党和毛主席,处处都能体贴我们贫农的心。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要在全国逐步推行半工(农)半读的教育制度,真是英明正确。过去,我曾经为这件事担过心。我现在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只有两个儿子,都为咱们劳动人民打江山牺牲了。我在旧社会,给地主扛过十三年活,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     

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一)我是云南省永善县人,出生在一个苗族贫农家庭,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入伍的。入伍前在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读过五年书,学习苗文和汉文。入伍后当了通讯兵。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胡说什么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看到     

能教出好孩子就是正规

黎明半农半读大学刚成立的时候,地主、富农和那些富裕中农们就放出风来,说这个学校不象样、不正规,坐胎不正长不了。看那个架势,是想把它一下子捂死。我们贫农们说:管它正规不正规,教育出好孩子就是正规,一定得办下去。这个学校一办起来,好处就显出来了。一来,它省钱。不花国家一个钱,就办起个大学;学生们不光不用花钱就学了文化,而且还能劳动补助家用。我那个女儿在这个学校上学,去年在生产队里还劳动了二千来工分,比强劳动力的妇女一点也不差。有了半农半读的学校,贫农孩子就都可以上大学     

毛主席著作照亮了我的心

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基本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由于我过去没有尝过旧社会的苦,不懂得什么是阶极压迫和阶极刹#lJ,也不大懂今天幸福生活的由来;再加上小时候很少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我搞起生产来有些拈袒怕重,参加民兵活动也不翘常。有人规劝我,我还顶撞人家,阴得大家有意晃,母亲也骂我是"懒脑壳"。有一次,公社武装部     

当一个雷锋式的革命人

我们八一钢铁厂,在一九六三年开展了雷锋同志事迹的学习。在这次学习中,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想:我和雷锋同志一样都是贫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吃尽了旧社会的苦,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从苦海里救出来的,雷锋同志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从此,我下定了决心:以雷锋同志为榜样,     

天柱县邦洞公社六合大队村史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贵州省天柱县邦洞公社六合大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许多土改时的老贫农都说:用家史和村史教育后代很重要。被推翻的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长期以来他们在民族与民族、家族与家族、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制造了不少矛盾,企图利用这些矛盾混淆阶级矛盾,阴谋复辟。很多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由于不了解过去的阶级压迫史,险些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为了阶级团结,为了教育好下一代革命接班人,应该经常进行家史、村史的阶级教育,使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阶级苦、阶级仇恨,不要忘记还有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在一次全村贫下中农大会上,现任生产大队长、老农会主席、共产党员贾祖本同志提出了树立阶级斗争史碑的建议。他的建议立刻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当场推选了十个贫农负责准备石料,找了三个刻石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刻成了。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一天,全村贫农、下中农,在大队党支部和大队贫农、下中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了大会,把阶级斗争史碑立了起来;并且决定,在每年六月六日,即旧社会封建家族的“晒谱”节日,集会一次,宣读村史,进行阶级教育。发表在这里的,就是六合大队的村史及村史碑文。     

全心全意培养贫下中农子女

一九六三年暑期,招收了一班新生,纪律不大好,学习成绩也比较差。有几个学生不愿上学,家长每天都得送他们到学校。特别是刘中国,经常和同学打闹,在课堂上也不好好听讲,一说他,他便哭,根本不听。班主任认为:对这几个学生没法教育,主张叫他们回去,学校不能留了。这些学生都是贫农子弟。我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学校首先要培养贫下中农子弟,培养他们成为革命的接班人,难     

喜事新办

去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宁夏泾源县泾河源公社厐东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些社员,都熙熙攘攘地来到第二生产队。第二生产队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庄,他们来干什么呢?原来是看贫农社员马天财和拜洋心新式结婚的。当他们来到马天财家门口,院里、屋里已经拥满了人。二队的社员一见一队的社员来了,都自动让出来,请他们进新房参观。一进屋门,正中堂高高悬挂着毛主席的象,两边贴着红光闪闪的对联:“翻了身不忘共产党,办喜事感谢毛主席”。周围墙上还贴了些图片和贺词。真是喜气洋洋。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新媳妇来了!”大家目光都集中在门口,只见新娘     

农民育种家

新疆米泉县,有一个农民育种家。她就是东风公社上沙河沿大队回族老贫农田福的女儿——田淑珍。她为啥又叫农民育种家呢?说起来,这名字来得可不容易。一九五九年,田淑珍从昌吉种子训练班学习回来,公社党委就派她到下沙河沿大队育种场去搞种子繁育工作。田淑珍背着行李到那儿一看,这个育种场除有三十亩地以外,什么都没有。田淑珍可没有泄气,她想: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是     

回归之恋

那是1997年5月末的日子.刚进行完期中考试。疲惫了半学期的我决定要好好放松娱乐一下。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听摇滚乐、对于摇滚乐的兴趣是源于高中时听过的崔健的演唱会,那次狂躁不安的场面让我的年轻的心又找到了活力。到北大以后,好像一切都与我预计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大学的学生应该是充满了激情,浑身上下都长满个性,所以他们必然会对充满自由反抗的摇滚乐感兴趣。结果,我一下就陷入了失望的深渊,周围的人整天除了听力磁带都是张信哲。于是,我对摇滚乐的兴趣只能一点点隐藏起来,因为他们不习惯让录音机发出     

阳光下的山寨

河头是个不足30户人家的景颇山寨,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如今出来上学工作已经整整十年了,一直没回河头看过,河头如今变得怎样了呢? 年初,河头的几位乡亲和表哥到县城赶街,执意要我和他们回河头去看看,我便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和他们一起上了路。一路上几位乡亲和表哥不停地给我讲这讲那,在快进寨子的半山上,表哥指着路下的山田告诉我,那是他的责任田,靠洼子的那个鱼塘本来也是一坵秧田,因为老是被水冲,便干脆改成了鱼塘,塘里放着的埃及鲶鱼有的都一斤重了,不久就能放水卖鱼。田边一群牛正悠     

一步跨进天堂

我是一个普米族的叭子(奴隶),从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过云南宁蒗小凉山的森林,除了山上的石头和地主的鞭子,我什么也没有见过。今天,我竟然来到了我们金太阳住的地方——北京,并且跟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前观礼,我的眼泪怎么能不淌,我的心怎么能不激动?在那旧社会里,我们那里是土司统治的天下,我们普米     

生于“80后”幸福了谁?

所谓“80后”,笼统地说是指80年代里出生的人,他们构成了当代青少年群体,他们正在成长或已经成长。他们多是独生子女,基本上是在上学升学“指挥棒”下长大的。辛辛苦苦小学六年,勤勤恳恳初中三年,废寝忘食高中三年,眼看要走进考场却赶上高校扩招学费疯长;稀里糊涂大学混了四年,使尽浑身解数先拿到英语四级证、计算机二级证,再拿到毕业证、学位证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如意的工作,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他们什么都得学,却什么都只摸到个皮毛甚至连皮毛都不知道,一旦参加工作后才发现原来在学校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如今还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上这个班去考那个证;他们听说美国有许多富豪都没有上过大学或者上大学时中途退学,不曾想自己身边竟也有这种人——当财富英雄对阵就业困难户,当某些渠道迅速致富的引力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一群“80后”蜂拥而上,拿“韩寒”当标杆,视“盖茨”为榜样……“80后”的人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老辈们总说,他们是幸福的,生于一个和平的年代,不愁吃穿的年代。也有人说,他们是堕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他们虽然没有遭受70年代的苦难与80年代的改革,但是他们承受了90年代高额的学费和前所未有的考学压力,他们承受着来自家庭的殷切期望,以及教育的沉重花费之后就业的艰难。所以,真正幸福的不是他们,超常承压之下已令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幸福的真切感受。真正幸福的是应该是他们的下一代吧,因为那时的他们,或许不用再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尴尬。     

既学了文化又学了生产技术

我在家的时候,就听说三台山工读学校很好。我们村里的三位青年回家来告诉我说:“工读学校真是好,在那里不但能学到文化,还能学得生产技术。工读学校还可以依靠半耕半读解决学生的吃穿问题,不需要增加家庭负担。在课余时间,大家尽情地欢乐歌舞,扎实合我们青年人的心哩!”我听了心里十分向往。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我跟着他们来到了三台山工读学校上     

傣家两姐妹

在祖国西南边境上,有个名叫金水河寨的傣族村落。这个寨上有一对亲姐妹,都是五好民兵。姐姐叫梁美珍,妹妹叫刘淑芬。两姐妹为什么不一个姓呢?这是因为妹妹从小给贫农刘玉再做养女的缘故。说起两姐妹练武,寨上没有一个人不竖     

一轮天上的明月:民族学研究

神秘美丽的湘西大地一直牵动着众多民族学者的心，中国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潘光旦等无不在此留下足迹……今天的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已异军突起，又在继续深切地观照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的生存，思考着他们的未来。 关注民族学的人们对湖南吉首大学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民族学界一年一度的 盛会——全国民 族学研讨会2000年度的年会就在该校举行，吉首大学异军突起的民族学研究给与会的各地民族学专家留下了很深印象。他们对东道主的民族研究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填补了湖南省 民族学学科建设的空白，为湖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     

哈东司令——李福林

李福林烈士,原名公道轸,又名崔东范。1907年5月21日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一个贫农家里。七岁入村私塾读书,因家境贫苦,只念四年书。 李福林十一岁时,其家庭因逐年负债,无法偿还,被迫全家五口人逃奔东北。于1918年2月到吉林省和龙县明岩村落脚。在地主的盘剥和压榨下,虽然李福林的父亲、叔叔、哥哥都给地主扛活,但仍然无法维持     

对马来西亚坎帕尔人的考查与研究

一、彭亨州是坎帕尔人在马来半岛上的第一个落脚点马来半岛上的两个马来种族是早己众所周知的。他们的绝大多数来源于马来群岛上的一些大小岛屿,特别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关于这一点,《马来民族》这部书已讲得非常清楚了。书中说,马来半岛上的马来族,绝大多数是来自马来群岛,特别是来自爪哇和苏门答腊。     

揭露“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的反动观点

右派分子费孝通在他的“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大量散布了反党,反人民的反动论点。在这本书的第三十页上,费孝通这样写着:苗族“因为普遍劳动,有土地的人,不出租自已也可以耕种,所以常有因照顾无地亲友而出租土地的情况。黄平县东坡乡吴姓地主,十三个佃户中就有六个亲戚。”在这段话里,他告诉人们,苗族地主都是“劳动”的,他们出租土地是出于一种“好意”,是为了“照顾”亲友,本来他们“不出租自已也可以耕种”的。看,这是多么“善良”的地主啊,如果农民还要求什么改革,真是“昧良心”!很显然,费孝通是企图以赞扬苗族人民爱劳动的美德作幌子来模糊阶级斗争;是站在维护地主资产阶极利益的立场上来拼命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怀着同样的目的,费孝通还歪曲事实的说:“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剧。”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让我们来看看1951年6月11日新黔日报上的一个典型事实:贵州丹寨县排呆村苗族贫农杨廷忠说,在一个饥荒年成,他向地主杨老赖(苗族)借来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