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早期至黄州时期的记体文研究

“记”是文体中很重要的一种,本来主要用以庆贺庙宇、书斋、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落成,或纪念作者生命中的某一件事.但在苏轼手中,“记”成了他思考的工具,包括自我认同、作者和外界的关系、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种种争议、对绘画的理解、收藏书画所遇到的问题、行政策略的选择、通往知识的途径等.苏轼早年灵活地应用记体,熙宁年间拓宽记体的内容,他的记体文在乌台诗案中被他的政敌曲解成为迫害他的证据之一;而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他又用记体文表达他对新环境和作为逐臣的认知.     

莎剧时间系统简论

莎士比亚戏剧时间体系包括戏剧中惯用的时刻、时段、测时、播时方法与器械等。莎士比亚戏剧由“年季月日时分”六种类别构成;除了日月星辰和其他自然物候 (主要为雄鸡、夜莺、云雀 )外,主要用沙漏和时钟测时;在播时方法上,莎士比亚戏剧主要用钟鼓楼、更夫报时,但有时是钟表报时。莎士比亚戏剧时间系统意境优美,富有韵味。     

英译《邯郸记》研究

《邯郸记》是中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在英译《邯郸记》的过程中 ,结合翻译的需要对该剧的作者及背景进行了研究 ,以便做到“传神达意”     

一本别具一格的水浒戏——浅谈李开先的《宝剑记》

明代中叶昆山腔传奇盛行之前,戏文的创作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民间演出本,例如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古城记》、《草庐记》,演唱梁祝爱情悲剧的《同窗记》,反映孟姜女万里寻夫的《长城记》,敷演刘项争霸的《千金记》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保持着宋元戏文的优良传统,群众喜闻乐见,到处演唱不衰。与此同时,出现了一股封建文人“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徐渭《南词叙录》指出:“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记》的作者邵灿,是位迂腐的老生员,他把戏文作为教忠教孝的工具,宣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又何妨?”这部戏文以宋室南渡,     

时间间隔测量的双扩展内插技术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容器充放电原理的双扩展内插法,研究了双扩展测时内插器的工作原理和误差分析。双扩展内插法与单扩展内插法相比,能大大提高测时分辨力,并显著减少其内插时间,有效地解决了单扩展内插法中高测时分辨力和快测量速率之间的矛盾。     

《大唐西域记》动相补语“已”的分布特点及语体的相关性考察

通过对《大唐西域记》中“已”表示完结和完成两种动相补语的数量特点进行统计,总结“大唐西域记》的篇章结构方式及动相补语“已1”“已2”的频次分布特点,分析《大唐西域记》动相补语“已”的篇章分布特点形成原因：不同的篇章结构方式与语体表达具有密切联系;语体对动相补语“已”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二)

记.纪.誌(志).载都有记载、记录义。《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解“本纪”曰:“纪者,记也。”《说文新附》:“誌,记誌也。”“誌”或作“志”。《左传·成公十四年》:“志而晦。”杜预注:“志,记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对川剧《柳荫记》结局“化鸟”不“化蝶”的多维解析

川剧《柳荫记》被普遍看作是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但其“化鸟”结局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文章从川剧《柳荫记》的剧本内容、剧本发展、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四个维度综合研究了其“化鸟”不“化蝶”的铺排、沿袭、必然和缘由,揭示出川剧《柳荫记》“化鸟”结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     

议论虽多 何害为记——略析东坡亭、台记的艺术特色

陈后山曾说:“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意谓宋人作记有违于唐大家之正法眼。王介甫更认为:东坡《醉白堂记》如同韩、白优劣论;显见菲薄之诮。批评的矛头,则不约而同地落在一个“论”字上,对宋代论文者的这些看法,金人王滹南则极力辩驳:“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议论虽多,何害为记”。他甚至说唐人作记“记其事耳”的特点,是“本短于议论”的结果。①褒贬如此各持一端,究竟孰是孰非? 检点《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八至卷五十四,共得《记》三十六篇,记亭,台、堂、阁者二十有四。其中,确实很突出地反映了东坡作记每每多好议沦的特色,本文就对这一特色及其得失、优劣作一些     

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考

方言词汉字记音形式的不同会影响到方言词的词义变化。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yangxing[ia?■⁵⁵i?⁰])有多个不同的汉字记音形式,以“羊性”“洋性”为主,两者在词义、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关联。考察“羊性”源流,发现词化后“羊性”最早出现在《醒世姻缘传》中,随后逐渐引申出“盲目从众的”“追求新奇的,好奇心重的”“放肆的、不受约束的、不听从的”等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变化,方言词“yangxing[ia?■⁵⁵i?⁰]”的汉字记音形式中记音字“洋”逐渐替代了“羊”,濡染混同,“洋性”延展演化出了新的意义,并经过不断复制传播,逐渐由单纯的记音形式变为常用词。     

论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

山水记,滥觞于《尚书·禹贡》,漫衍于《山海经》及《楚辞》、汉赋,蔚然于北魏的《水经注》。但与《水经注》同时出现的《文心雕龙》,却对这历史悠久的山水记并未论及,在肖统主编的文学总集《文选》里,也对它闭门不纳。形成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除了由于南比朝的北方文人学士以“经学”为圭臬,崇尚朴质学风、南方文人学士以“玄学”为依归,富于哲理探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外,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记体文”一向被认为是“纪事之文也”,“以善叙事为主”,不需要作者的“缘物起兴”,因而在南朝广泛开展的探讨文学观念的浪潮中,在身经丧乱、亟待借物咏怀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愈益暴露了记体文、包括山水记自身存在的弱点:即远远不能适应舒卷愁情,遥深寄兴的客观要求。因而肖统在《文选·序》里明确地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不过是“纪别异闻”,均未选及;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作品,才“杂而集之”。这就是山水记因与“纪别异闻”有血缘关系,与诗意“沉思”和才丽“翰藻”又格格不入,而被摈斥于文学领域之外的根本原因。     

正字戏《三元记》渊源考

《三元记》是明代重要的传奇作品,也是正字戏重要的传统剧目.正字戏《三元记》与明代弋阳腔、青阳腔《三元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对于弋阳腔刊本,正字戏《三元记》在关目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接近于青阳腔系统刊本.而在“改调而歌”的过程中,正字戏受青阳腔“滚调”影响较深,它将青阳腔刊本中的“滚白”“滚唱”改编为“畅滚”,同时也对青阳腔系统刊本做出了符合“舞台化”需要的自我改编.因此,正字戏《三元记》应是在青阳腔系统底本上改编而成的.     

《搜神记》疑问代词“何”及其“何”字结构考察

《搜神记》中的疑问代词“何”仍居疑问代词之首,且出现了较多的凝固形式。本文试从疑问代词“何”及“何”字结构的运用入手,看其究竟有哪些用法。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对照记》对照的是形象(照片)与个人身世的真实,因此她用文字来解释心得。《对照记》本身有很强的“后设性”,对《对照记》的解读,则是“后设”的“后设”。从《对照记》中所列的相当可观的张爱玲祖父祖母一代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她的怀古幽思,她所怀念的就是她祖父母这一代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自觉或不自觉地展露了她的历史怀旧意识。《对照记》中没有张爱玲与父亲或母亲的合影,也没有她父母亲的合影,这些照片的缺失使《对照记》创设了一股幼时的失落感或被遗弃的情境,呈现出“褪了色”的苍凉。张爱玲自己的照片在全书中有30多幅,她的姿态在“镜花水月”式的美学意境中制造了一种神秘感。张爱玲“传奇”不仅是她的文字,也是她的形象造成的。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杨雅丽“之”在古汉语中是常用字。“之”可以表示动词、代词、结构助词，也可以表示介词。“之”记写动词，含“前往”、“到”之义。“之”记写代词，可以指代人、事物、处所，多用作宾语或定语。“之”记写结构助词，可用于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     

社区“小候鸟”开启微心愿

“星语星愿·祈愿圆梦记”“星情分享·双城交友记”“星事牵动·我爱我家记”,这些都是来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横杨社区的“小候鸟”们即将踏上的爱之旅活动。此次活动是宁波市委组织部发起的“百家民营企业百家社会组织百个公益项目”之一,民营企业永发电子携手横杨社区“小候鸟”服务协会践行叫、候鸟”爱之旅公益项目。     

老伴的5个专记本

1997年老伴入住干休所后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她建立了“党支部工作专记手册”。2000年区里的军休办成立通讯报道联络站,她被吸收为成员,随之建立了“通讯联络工作专记”。由于老伴在一个时期常为《老人天地》撰稿并聘为业余编委,就建立了“《老人天地》工作专记”。2004年北京市军休系统成立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台湾、日本学者首开风气,大陆小说研究界、宗教研究界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成果。纵观这五十来年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维度的成果相对成熟,而小说研究界的成果却有点令人沮丧。其原因在于小说研究界用西方的“小说”观念来观照杜光庭的道教传、记,导致杜光庭道教传、记的文体归属、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均陷入了困惑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将这些作品归属于道教知识体系和文类体系中的“记传”和“谱箓”,尊重其实录性、神圣性、谱系性和教化性等文体属性和功能,这样才能揭示“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