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最早是扬雄对赋体创作加以反省而提出的概念。他写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①李轨认为辞人之赋:“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在扬雄看来,从楚国景差、唐勒、宋玉,到西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都是走的“辞人之赋”之路,其中司马相如就是“辞人之赋”的代表。     

《文选》所收宋玉五赋真伪考

<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这五篇宋玉赋,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它们是宋玉所作本没有问题,但是受"五四"疑古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文选>中所收宋玉赋的真实性.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认真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文选>所收五赋是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宋玉的作品.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登楼赋》写作二辨

<正> 《登楼赋》是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王粲的代表作,魏晋时代抒情小赋的杰作。但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两个问题——关于王粲的登楼地点和此赋的写作时间,至今因意见纷纭而未得圆满解决,实有一辨的必要。王粲登楼,究在何处? 关于王粲的登楼地点,有的说有“二说”,有的说有“三说”。就笔者听见到的材料,实际上已有当阳、荆州、麦城、江陵、襄阳等地的城楼说和不拘泥于具体地点说。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看法,有的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只列出不同意见而不加评说,有的则干脆避开不谈。这里我想对以上各说一一加以分析,看哪种意见符合作品所写的实际。     

古汉语用字得失举例

我昔年读书“北大”时,曾听到当时以“选字”名家的刘文典先生讲到陆机《文赋》里“悲落叶于劲秋”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字比这个‘劲’字更好的呢?”还曾听到当时以文宗自负的林损先生讲到《论语》的“辞达而已矣”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为什么不说成‘辞达而已’?甚至省为‘辞达耳’?”意思很清楚,刘先生以为“劲”这个实字用在这句话里是最好的;林先生以为“矣”这个虚字在这句话里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敦煌歌辞论略

“歌辞”是我国古代一种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敦煌歌辞亦不例外。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新文体大多源于民间,有的和音乐具有密切关系,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特点。“歌辞”乃是自先秦配合雅乐的《诗经》,到汉魏六朝配合清乐的乐府,以至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曲子、大曲的总称。它和说白、散语以及吟辞是有明显区别的。“歌辞”这名称的范围甚为广泛。说白、散语长短无节,并且是不叶韵的;吟辞也无定调,并且是无定韵的;而“歌辞”则要具备体段(即章解)、平仄(即旋律)、叶韵(即节拍)三个条件,并且可以发声歌唱。唐代歌辞有的叫“曲”,有的叫“曲子”,有的叫“杂曲子”,还有的叫“曲子词”,……但所有这些名称,都未免     

《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柳永以赋为词论

一在群星灿烂的北宋词坛,苏轼通过以诗为词的途径,建立了一新耳目豪放清旷的词风,从而使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词,取得了与传统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柳水则是通过以赋为词的方式,促成了词的形式方面的一次重大的嬗变,从而使发轫于晚唐民间的慢词得到长足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和唐五代以来的文人小令双峰并峙的局面。每个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称引系列,通过这种称引系列,可以窥见其人格结构、价值取向、艺术师承和风格特点。柳词的称引系列主要是屈原以还的诸多赋家及其作品。“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处”(《斗百花》),这是以三国时的著名赋家,人称“傅粉何郎”的何晏为喻。“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合欢带》),这是以西晋时的著名赋家,小字“檀奴“的潘岳设譬。称引最多的是战国时的杰出赋家宋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甚聒得,人心欲碎。更休道,宋玉多悲”(《爪茉莉》),“见说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对“关于宋玉”一文的意见

最近在“新建设”二月号读到郭沫若先生的“关於宋玉”一文,里面肯定宋玉几乎是一个“叫人摇头的”“热衷於利禄”的典型人物,我总觉得这里而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他所持的论证,不仅是不够,而且有的几乎不能作为他的那种论证的。我也想谈谈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读者多予指教! 郭先生最重要的依据,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的这样一段话(在“今昔蒲剑”里也曾引用这段话的):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     

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体式多样,题材丰富。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类,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世人在追溯赋体形成时,都会提及屈辞,或径直将屈辞认定为赋体。这缘于屈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讲求言辞文采的雅言写作。而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正是赋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赋的基本内涵。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但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     

李善注《登徒子好色赋》勘误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昭明文集》卷十九《卷徒子好色赋》:“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其下注曰:“愚,钝也。乱,昏也。邪,僻也。言昏钝邪僻之臣,章华大夫自谦不如登所说也,言宋玉之所说邻女美色愚臣,守德不如登徒之说,况宋玉乎?臣,章华大夫自谓。”本句句读中州版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文选》标点本同,标点本并依此读断注文。考诸注文,李善亦以此读为依据,然二者皆谬。依原注,邪,僻也。则“邪”非语末助词,而为形容词,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以“邪”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