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县发掘两周时期的几座大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山东省文物部门在曲阜县城以北鲁故城的西北部、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墓和六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型墓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出土铜器中鼎、盨、壶、簠、盘等九件带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名姓。有一制作精美大方的“戎壶”,上面铸“侯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的盛水器皿。有一铜盘,三足铸成三个光身赤脚的奴隶,肌肉线条,面部神态,清晰可见;盘上两耳作两牛匍卧,栩栩如生。其余铜器     

魯国建国前曲阜一帶的历史考查

<正> 鲁国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曲阜一带建国;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对当时各国更有很大影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鲁国建国前这一带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一) 鲁国建都曲阜。曲阜一带就是指以曲阜为中心的、当年鲁国的辖区而言。东汉应邵在解释“曲阜”之名的来历时说:“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今之曲阜城东,还残留着一个委曲八、九里长的大阜。这一情况说明,今     

周公庙·达孝门

<正>曲阜周公庙的第三道门。达孝门建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灰瓦覆顶,门制三间。梁柱之上,檐牙之下,彩绘云龙、花卉和山水。门下两侧各有石碑一幢,东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祀周公庙碑》,西为《鲁国故城遗址残碑》。     

曲阜城有两个“仰圣门”吗?

<正> 骆承烈同志在其《曲阜文物古迹·孔庙》一文中称“进入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名为‘仰圣门’,实际上成为孔庙的大门。”可是骆同志在《孔林漫步》一文中又写道:“走出曲阜(旧)城的仰圣门(北门),穿过北关,……便是孔林。”这样看来,“进入”名为“仰圣门”的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走出”名为“帅圣门”的曲阜城的“北门”,便是孔林。两个相对的城门——南门和北门同起一个名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釐(莱)仆”与“人鬲”

<正> 《叔夷钟》记叔夷伐釐(莱)有功,齐灵公明令予以赏赐,道:“锡女马车(铸作“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女以戒戎作”。郭沫若先生释曰:“以莱之遗民三百五十家为其臣仆也,古者国灭,则人民沦为奴隶。本器足证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犹俨然存在也”,是郭老读“仆”为奴仆之“仆”。按《叔夷钟》以“莱仆”与“马车戎兵”并赐,下文又明言二者并赐的用途是供叔夷充实军备,“以戒戎作”,可知“莱仆”就是驾驭“马车”的甲士,“仆”当读为仆驭之“仆”。《静簋》:“王令静(?)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夷仆学射……”,“莱仆”即“夷仆”之属。“仆”既学射于王之学宫,又为贵族驾驭战车,则其职为车兵,其身分属贵族,并非服家内杂役的奴仆。郭老忽略了“仆”有臣仆与仆驭二义,指车兵为奴隶,显然是一个失误。古时奴隶本无充军资格,更不必说充当军队中的主力——车上甲士了,赐之与“以     

戳穿孔丘“仁政”的画皮

在孔丘的老家——山东曲阜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文物中,有力地戳穿了孔丘“仁政”的画皮。公元前五○八年,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在他上台后仅仅七天的时間,就把在鲁国享有盛名的革新派人物少正卯残酷地杀害了。在古鲁国南门外(今山东曲阜城东南三里的地方),有个“两观台”,当时在这里立着一个“两观闕”,它位于雉门(一称章     

关于曲阜的“仰圣门”

<正> 对孔令河、孟竹春同志为曲阜“仰圣门”事写的文章,简复如下: 今曲阜城南、北门各有“仰圣门”之说的根据是:《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记:“正南日仰圣门。”《曲阜县志》卷五记:“金声玉振坊南为县正南门,曰仰圣门。明胡缵宗题(后改为乾隆帝题)额曰‘万仞宫墙’。”但在北门外首门额上却醒目地嵌着“仰圣门”三字。拙文《曲阜文物古迹》《《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曾沿用南门成说。但日后渐觉不妥,在此后发表两篇有关的文章时,便采取了回避和“正南门”之说。到了一年半后的《孔林漫步》(《知识与生活》1982年第1期)一文中则又持北门说。理由如次: 一、尽管明、清时称南门为“仰圣门”,但门额上只有“万仞宫墙”题字,以前城上还有“万仞宫墙碑”。此门上下、内外皆无“仰圣门”字样,曲阜群众从来称“正南门”。二、孔庙是历代统治者祭享孔子的殿堂,历代统治者对其固然重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长眠于地下的孔林更加重视。如孔庙中的门钉多横七竖七,而孔林大门及墓门之门针则各为横七竖九,仿帝王制。因此。他们“进入”南门去瞻仰供奉“圣人”塑象的殿堂,不如“走出”北门去瞻仰埋葬“圣人”躯体的林墓更加隆重。故出北门“仰圣”不无道理。     

战国赵都中牟琐见

一、中牟地望四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称其“解说纷歧”,而目前所知有四种.(一)《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汉代的河南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此说认为赵中牟即今河南中牟,《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记》和《与地广记》等均沿袭此说.     

齐鲁考辨

<正> 山东省为什么称“齐鲁之邦”?一般说法是因为西周封太公望于营丘,建立了齐国;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因此,山东有“齐鲁之邦”的称谓。这种解释并不错,但不够。试问太公建国为什么称齐?伯禽建国又为什么称鲁?山东古国不止齐和鲁,还有滕、薛、莱、莒等等,为什么不称“滕薛”或“莱莒”?     

鲁中齐甗

<正>西周晚期,1978年曲阜鲁国故城出土。分体甗,由甑和鼎组成。甑方唇、敞口、束颈、收腹、颈部饰重环纹,腹部饰波曲纹。甑近底部有一周凸棱、下游楔形子口,甑底有9个十字形孔。腹内壁有铭文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唐代前期的屯田

唐代前期屯田在唐代屯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探讨。 (一) 探讨唐代前期屯田,首先要弄清两个问题。 一、在有关唐代屯田的记载中,有“屯田”和“营田”两种称谓。很多学者都认为屯田不同于营田。我认为屯田和营田在唐代尤其在唐代前期指的是同一件事。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讲的:“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显然来自《白氏长庆集·策林》记白居易上策:“夫欲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则在乎复府兵,置屯田而已。……太宗既定天下……于是当要冲以     

曲阜文物古迹(连载一)

<正> 一曲阜与孔子位于祖国山东南部的曲阜,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古城,三千年前鲁国的故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后世为纪念孔子,在这里修建了孔庙、孔府、孔林(简称“三孔”)等古迹;又保存和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因而驰名中外。     

“鲁郡”及与之有关的唐诗系年

<正> 史有“鲁郡”一称,于唐代诗人笔下每见提及,而且其间或有异称相杂,令人莫衷一是。今特作是文,姑试正之。一、“鲁”、“鲁郡”、“鲁”与“兖州”有“鲁”之称.当自周公旦封曲阜始。相传今曲阜县城东北六里处即古之“寿丘”,为轩辕黄帝诞生地。①其子少昊居乎此,故又谓“少昊之墟”。②《史记》中又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③之说。如此种种,虽系远古传说,未足征考,但从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八)

《后汉书·光武帝纪》:“戊戌,进幸。”李贤注曰:“县名,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余按:“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当为“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隗嚣传》“复使来歙至”,注云:“,水名,因以为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寇恂传》“进军及”,注曰:“,县,属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也。”《通鉴》卷四二:“冯异军邑,祭遵军”,注引贤曰:“,水名,因以名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光武帝纪》:“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辩。”余按:…     

唐代文学札记

一、关于杨炯初入蜀时间祝尚书先生《杨炯初入蜀年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期),因《朝野佥载》云卢照邻“后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定为王杨卢骆“四杰曾经同时在蜀”.又考杨炯《梓州惠义寺重阁铭》开头“大辰之岁,正阳之月”为卯年四月,便进而定杨炯丁卯年(乾封二年,667年)曾经在蜀.窃以为此论未当. 祝文所据,主要为“大辰之岁,正阳之月”.而杨炯《铭》开头此二句,并非记己观重阁之时,乃云窦竞与释智海之建佛寺也.杨炯《铭》开头为:“大辰之岁,正阳之     

从《诗经·閟宫》看鲁国前期历史

<正> 《閟宫》为《诗经·鲁颂》里的一篇,凡八章、一百二十句,为《诗经》中的最长篇。它是鲁大夫公子奚斯在鲁僖公即位后的齐鲁结盟时期写成。诗中不仅追叙周始祖姜嫄、后稷到太王、文王、武王时期周王朝的起源与兴盛过程,而且叙述鲁国受封的由来、鲁僖公时的祭祀盛况、以及僖公恢复疆土等功业。从太王“居岐之阳”、伯禽“俾侯于鲁”、“俾侯     

燕王铜戈研究

燕国之燕,史籍皆作“燕”。西周金文作“匽”,或作“匽”。战国时期,“匽”字加邑旁,书作“郾”,这已由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得到确证。 燕国自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称王后,燕国的青铜兵器上,绝大部分都铸有燕王的名字,这对考证《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之世系中失去王名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燕国自燕易王称王后,经历了燕王哙、燕昭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和燕王喜六代。过去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上铸有王名的有:郾王职、郾王戎人、郾王(吅言)和郾王喜四代。这四王的青铜兵器出土不少,都散见于过去的著录中,如: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陈介祺的《(?)斋吉金录》,端方的《陶斋吉金续录》,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及《易水金石志》等。 解放后,燕下都遗址又出土了郾侯载戈、郾王职戈和郾王喜戈。1973年4月,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又出土铜戈108件,其中铭文清晰的计有:郾王职戈24件,郾王戎人戈37件,郾王(吅言)戈16件,郾王喜戈8件,总计85件。 本文根据这批铜戈的资料和已发表的或见于著录的资料,对燕国的铜戈形制、名称做一初步研究,并对这四王的世系做一初步考证。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